杨静静所说的这些,给了我们更多凶手的信息。我继续琢磨着她的话,似乎找不出什么破绽,凶手很有可能就如她所说的。
我们继续在房间里观察着,按照杨静静分析的现场,模拟整个过程。我走近地上有血迹的卧室门口,卧室在一条过道的顶端,我左转正对着卧室门,有了一个新的答案,凶手不是门外,而是在卧室里等着受害者进来然后挥打棍子的,因为卧室门外,我的右手边紧靠着墙,根本没有空间挥起棍子。
一切都如她说,似乎换了别种可能都是不成立的。我抬眼看了下杨静静,她正在低头整理着资料,说实话当时突然就对她刮目相看了,必要的时候,知识还是很有用处的,这些玩意儿,任凭经验再丰富的刑警,靠自己去推理,是永远也推不出来的。
我回忆着在冯天天家时,是否也符合这个结果,但是想了一会,觉得有些不对。法医解剖和现场环境放在一起考虑,有个不起眼又很简单的破绽露了出来。更要命的是,如果这就是真相,那么和这个房间有着相同格局的冯天天的家,也证明凶手是在卧室里袭击她的?
周炳国看我在卧室门口不停地比画,感到好奇,走了过来,我跟他说了我的想法,他很快就明白了我的意思。
“何久安还好解释,凶手先进来躲在卧室里,但冯天天呢?她是晚上两点遇害的,从卧室出门遭到袭击才合理,否则就说不通了,凶手难道是一直躲在卧室里不动,等她半夜起夜回来才下手?或者趁着冯天天去厕所,然后躲进卧室?”我问道,这话的意思是在反对杨静静的推理。
“你说得没错。”周炳国看着我。
“是吧,我就说有问题。”听见周炳国也支持我的看法,我心里更有底了。
“不是,我没说你,我是说法医说得不错。”
“什么?难道说凶手躲在冯天天的卧室里,等着她起夜回来?”
“冯天天不是半夜两点遭袭的?凶手在她出去跑步时,就潜入了她家,等她一回来洗完澡回卧室的时候就遭袭了,那时候应该是在晚上十一点多钟。”
“可验尸报告明明是说,她的死亡时间是在两点以后?”
“因为冯天天遭袭了之后,没有马上死亡,两个小时之后,她才被封上封箱带窒息的。”
我接着消化周炳国的解释,这点倒是可以说明凶手不是爬进厕所的时候,恰逢冯天天起夜。但问题是,现场既没有强奸、侮辱尸体,也没有翻动过的痕迹,那么这个神经病难道坐着看昏迷中的受害者两个多小时才下手的?我把这个问题抛了出来。
“他可以做很多事儿,”周炳国接着说,“而且我相信这两个小时所做的事情,对他来说,比杀人本身更有意义,它是和尸体摆放的诡异姿势,成为一体的。”
“那他究竟在干吗呢?”周炳国欲言又止,他走到床边那滴墨汁的边上,看了看若有所思,然后抬起头,“现在还不好说,等我找到更多的证据,再来说明。”
周炳国照常卖着他的关子,我们也不好强求什么,心里却像被吊着似的难受。大伙的工作做得差不多了,准备收队。我磨磨蹭蹭地跟在周炳国的身后,想趁没人的时候,再问问他的猜测。下了楼,我站在一边看着他们一个个上车,自己站在街的一边抽烟,周炳国站到我的身边,我刚想问他,不料他倒先说话了。
“有机会,从侧面查一查闫磊。”
我有点不舒服,尽管系统内部人作案,已经被提上了桌面。可怀疑对象如果成了闫磊,那么必然是最糟糕的一种局面。我们岂不是一直在与狼共舞?我又琢磨了下闫磊,年龄和身材都和周炳国所预判的相符,他不会毫无缘故地怀疑自己人。
如果,抛开一切作案动机和离奇程度,闫磊真的是凶手,这必然是我有生以来看到过的最大的黑色幽默,凶手一直是在自己查自己?怎么可能会有结果。
我在想周炳国为什么突然一下提出了这个怀疑,想必是和杨静静的结论有关。闫磊也是个左撇子,而且要不是中午吃饭的时候硌到手了,我们都还不知道。
现在我们坐在车里,已经和周炳国分兵两路,他和张凡双去局里整理资料,而我则跟着闫磊去趟印刷厂,看看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何久安的家离工作地点不远。按照他的身份,很有可能是下岗再就业,由街道的劳动介绍所介绍到这来工作的,所以骑自行车也就是十五分钟的路程。
一个胖乎乎的自称是厂长的人对我们说:“何久安这人话不多,而且又是个临时按件计酬的搬运工,所以我还真不是很了解。和他走得最近的是他的搭档,也是临时工,叫管文明,现在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我们坐在厂长办公室里,等了二十多分钟,门外传来脚步声。管文明来了。他站在门口,唯唯诺诺地看着我们,然后问好,像一个犯了错误的中学生小心翼翼地踏进了门。因为我们在的缘故,厂长的热情显得有点做作,“来来来,老管,赶紧来坐,公安局的两位想跟你了解点情况。”
我看着管文明,他的脚好像有问题,走路一斜一拐,像是个瘸子,坐到我们的对面,第一句话就是:“我不会有危险吧?”
这个可怜的男人,以为凶手是冲着印刷厂或者他们临时工去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闫磊顺着这个话题问下去,不愧是刑警,知道如何顺着对方的思路套话来寻找。
“也没什么,”管文明有点惊慌,“没别的意思,我只是问问,老何怎么突然一下子就被人杀了?我跟他其实也不是很熟,仅仅是因为同事关系,所以才偶尔一起喝喝酒。”
他撇关系撇得很快,基本没回答闫磊的问题。“你别紧张,”闫磊安慰着他,“就我们调查下来的结果,和你没什么关系,即使凶手抓不住,也不会找上你,再说我们也不是吃干饭的。”
听了闫磊的安慰,管文明似乎放松了一点。和我们大致谈了谈何久安的情况。何久安还真不是个话多的人,以前是机械厂的工人,下岗之后在家待了几年,因为老实本分所以做了几次小生意都亏了。他老婆不是本地人,同样老实巴交,居委安排她在小区里打扫卫生。他们有个女儿,上初二,学习中等,没听说闯过什么祸。
我们聊了两个多小时,基本把何久安的工作情况聊了个透彻。他的生活两点一线,印刷厂和家,除了偶尔和管文明喝过酒,基本没其他的业余活动。这样的人,如果被凶手盯上,应该很快就能被摸索出生活规律吧。
只是这个何久安一定死不瞑目,他可能永远都明白不了,导致他飞来横祸,居然是他起了个悲催的名字。谈完之后,我们起身要走,“再坐一会儿呗。”厂长拉着我们,又给我们的水杯里续了茶,顺带给管文明也倒了一杯。
管文明拿起来喝了一口,我这才发现,原来他也是个左撇子。回到市局之后,天已大亮,暖阳分外喜人,可我依然心情郁闷。中午过后,印刷厂的调查没有线索,刑警队大部分人出去接着忙活了,我继续想如何完成周炳国的嘱咐——注意闫磊的事儿。
对于系统内部人员的调查还在默默地进行,我查找着调查记录。当然,我并不奢望能够立即找到证据,只希望能有些线索就好。我把文件摞成一排,然后起身到饮水机边接水,一边接着水,一边用余光看着队里其他人,他们正在忙自己的事儿,我把茶杯放在饮水机上,出了门,右拐上了楼梯。
这是截木制的楼梯,我来到四楼。走廊上没有人。我要去的目的地是倒数第三间,市公安局的档案室。
门是虚掩着的,我走过没停,里面的小姑娘坐在桌前埋头写字,我没有任何机会。
我走到了走廊尽头,边上的办公室里没有人,想了会儿,顿时有了主意。
我做贼似的走了进去,拿起电话,然后查看了档案室的电话,拨通,响了两下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