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官家就是个毫无任何担当的人,在他看来,传位给太子,万一东京城被打破,最坏的打算,国都沦陷、大宋灭亡,他也不用做个亡国之君;万一东京城守住了,他也可以恬不知耻地说这是自己挑选继承人有眼光。
故而赵官家搞了一出“禅而不退”,太子赵桓名义上坐了皇帝,但实权仍旧在他这位太上皇手中。
李纲希望姚古这位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将前来协助守卫东京城,但太上皇却多了个心眼儿,命宫人收拾好一切,派人雇佣了数百个民间壮汉,每天在宫外候着,随时准备逃命。
他已经计划好了,一旦东京城守不住,他就向颍昌府逃去,再逃向洛阳,若洛阳还守不住,那就逃亡长安,最后逃到成都去。
反正“安史之乱”时唐玄宗已经给他打好了样,至于天下的乱局,不是还有太子…皇帝么?
姚古终于搞清楚东京城内发生了什么,无语了许久,也沉默了许久。最终他选择听从李纲的命令,紧急赶往东京城。
太上皇的命令也被新皇帝知晓,于是李纲也知晓了,李纲第一次生起一个念头:太上皇,你为什么不赶紧驾崩呢?这个念头实在大逆不道,李纲默默告了句罪,又打起了精神。
新帝即位,于是太上皇信任的几位宰相顿时失了势,在李纲的努力下,朝臣京官们难得地第一次少了反对意见,朝廷向天下发出了勤王号召,京西、荆湖、永兴军、秦凤等诸路纷纷响应。
朝政短时间内似乎就要焕然一新了,但白胜发现了些什么,便去寻时迁,两个人一合计,很快就有一条言之凿凿的消息在整个东京城传开了:
太上皇在西华门外招募了三百余壮士挑夫,皆备扁担绳索,每日支钱四百五十文,由宫中供一应酒食。
太上皇要干什么?东京城顿时一片哗然!
西华门与东华门之间,大致可以看作是皇宫的南北轴线,从西华门向西,出内城的阊阖门,可以直通外城的万胜门。
东京城的百姓们略一推测,就得出一个结论:太上皇这是打算随时“西狩”啊!
太上皇做这件事,本来是极为隐秘的,但耐不住东京城人多嘴杂,很快就被专一跟三教九流人物打交道的白胜探听到了内情。
消息传到李纲那里时,李纲整个人都呆住了,摇摇晃晃差点儿晕倒。
那一天,许多官员们赫然发现,一向精力旺盛的兵部侍郎,第一次表现得仿佛一具行尸走肉一般。
李纲很想冲到太上皇跟前,揪着他的衣领大声质问:“臣等正欲死战,太上皇何故先逃?”
尽管李纲很快恢复了过来,请求新帝下旨辟谣,但这件事造成的恶劣影响已经彻底散开了。
统制官解潜说动本部兵马,领三千余禁军北投梁山,封丘知县投降,又有一部禁军不听指挥西去郑州新郑县,与逃到那里的刘光世部会合。
刘光世立刻领兵进入颍昌府的阳翟县,看样子是打算继续向西南逃走了。
封丘县投降,就意味着东京城的北大门已经被梁山大军推开,尽管李纲是个坚决的抵抗派,但他并不懂军事,于是京城四壁都巡检使范琼仓促之间,领万余兵马北上迎战。
这也是大名府战事结束后,王伦领兵南下,遇到的第一场战斗。
这是一场过程相当乏味的战斗。
出于谨慎的缘故,王伦还是摆出了堂堂正正之师,要与范琼打一场硬仗。
毕竟已经快到东京城下了,在大宋君臣和东京城百姓的眼皮子底下,正面击败朝廷大军,是有着相当大的政治意义的。
范琼的确有几分名将的姿态,军阵摆得很是不错,但是当一支骑兵出现在战场右翼时,官兵突然就崩了。
这支骑兵是许贯忠从燕山府带来的,梁山北派的大军,他并没有调动南下,而是带的由燕山府牧民、投靠梁山的辽国官兵、本地的汉人青壮组成的新兵。
许贯忠按照与王伦商议好的对策,对燕山府管辖的契丹、奚人等并不区别对待,也不强制要求必须改穿汉家服饰,故而有些牧民就习惯性地戴上了契丹式样的皮帽。
这让朝廷官兵误以为梁山军中居然有辽国铁骑,百余年的恐惧顿时涌了上来,燕山府骑兵还没有提起速度冲刺,对面的左翼官兵转身就逃。
这支赶到半路才得了个涿州营名号的梁山骑兵也愣住了,营副耶律胡古转头看向了顶头上司徐宁,他虽然是辽国军官出身,但一直在中京道驻守,从未遇到过大宋官兵。
他不知道这是大宋的什么新型战术,难道是诱敌设伏?
徐宁只是恍惚了一下,随即持枪大吼:“追杀而去!”耶律胡古顿时放下心来,原来这宋国的军队跟传闻中一模一样,跟梁山军完全不在一个层次啊!
范琼就这么被乱兵挟裹着狼狈逃回了东京城,他这一次带出去的禁军,已经算是汇聚在东京城内以及周围最敢战的官兵了,结果左翼一乱,带动全军大乱,他好容易带回来一半兵力。
至于另外一半,要么溃散不知逃往何处,要么趁机丢盔卸甲、混到城中冒充百姓去了。
这一次梁山大军向南推进的速度很慢,再不济,这东京城也是有十五六万禁军的。
逃回去的范琼并没有收到指责,李纲面带歉意地寻来,给范琼又补了一万兵马,请求他再次出城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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