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连长涂正国有一种复杂的感情。我刚到明铁盖哨卡,没有见着他,我暂时被编在第三战斗班。
一天中午,我正在用脸盆洗衣服,大家说,连长回来了,都跑出去看。我听见营区大门外有汽车声,探头从窗户里看,只见一群老兵奔大门外面去了,又一窝蜂地拥回来,七八个人一起往连部走。
我到哨卡才不过三天,我把那些老兵还没有认清楚,也不知道那里面谁是连长。
我们这个连队很小。虽说是一个连,实际上只有五十来个人。不过是一个排的建制,多配了一个炊事班,一部电台,几个连干部罢了。连、排双重领导,干部和战士的比例是1∶3。
连、排干部双重领导,干部力量强,是因为边防重要;建制小,是因为雪山的给养问题不好解决。
我想连长风尘仆仆地回来,他至少要洗漱一下,休息片刻。然而,只是眨眼工夫,那帮人又从连部出来了。这回我看清楚了,在他们的前面走着一位矫健的汉子。他穿过操场,三两步就跨进战斗班宿舍。
棉布门帘呼啦一下掀开了,连长就站在我的面前。屋里别的战士都唰唰地立正朝他敬礼。我慌忙从脸盆边站起来,两手满是肥皂沫,不知所措。但是,连长抢上一步,伸出双手抓住我滑溜溜的手,使劲握着,用浓重的河南话问:“你是知青?”
我说:“是。”
他笑眯眯地看着我。
这回我看仔细了:三十岁出头的他浑身有一股勃勃的英气。宽肩、细腰,高个子;黝黑的脸膛,高鼻梁;黑刷子一样的浓眉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一笑一口白牙。不足的是,鼻梁和脸颊之间有几颗不太明显的白麻子。
他问候过大家,又转身到一班和二班去了。他走路是一副标准的军人姿势:胸部挺直,腰收得紧紧的。
看着他的背影,我自以为是地笑笑:“是个带兵的人!”
当天晚上点名,连长重新对人员进行配置。我被宣布调进连部,接替刚刚退伍的文书的职务。
我和连长同住一室。
仅仅只过了三天,一个小个子新兵被调进连部当通信员。
这通信员机灵、聪明、麻利、眼中有活。他能在连长刚刚进门时恰到好处地站起来,顺手接过连长摘下的手枪;也能在连长想要喝水时,恰到好处地把缸子递过去。
连长是一个重军事的人。他是1963年入伍的兵,赶上过“大比武”的尾巴。他们这一茬兵,在军事技术上,普遍比“文革”中和“文革”以后入伍的兵要过硬一些。
连长又是1964年学雷锋过来的,他喜欢那些听话的战士。
在这两方面,前一项我做得挺好。我喜欢玩枪,枪玩得很精。但后一方面,我有一点差。有时候,我觉得“乖”这件事挺妈妈的。
不管怎么说,连长对我还是挺特别。比如说,射击吧,我们都使唤自己手中的枪。实弹射击,打打自己手中的枪而已。
连长什么枪都可以使,步枪、机枪、冲锋枪、手枪,他都要打一打。这是一种嗜好。我使一支五六式冲锋枪,这支枪,我很喜爱。枪是我自己挑的,九成新,标尺和准星我自己校正过的。只要我使我自己的这支枪,便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一次,连长在乒乒乓乓一阵射击之后,在大庭广众之下,摘下腰间的手枪给我,赐我几发子弹,让我向人头靶射击。美其名曰:“在我身边的人,各种武器都要会使。”这当然令人羡慕。
有时候,他拿一架八倍望远镜,让我拿一架十五倍的高倍望远镜,我俩站在营区门口,朝着塔木泰克山上注视。我们在找黄羊。连长朝对面山上观望一番,说:“那里,就在那里!”
好像发现了敌情。此刻他收腹挺胸,显得威风凛凛。
明铁盖雪山一年中有八九个月是严寒的日子,只有三四个月有一些暖意。每到夏天天气转暖,我们手中的枪支就会因为热胀冷缩发生一些微小的变化。事实上,只要是自己手中常用的武器,这点微小的变化,射击时自己就可以修正。连长却要在每年6月和入冬以后搞两次校枪。每次校正枪支得三四天时间,每天校十来支枪,都是我配合他完成。射击的是他,每支枪至少打三组射击,每组射击打三发子弹。每三发子弹打过之后,我得在胸环靶上找弹着点,然后把它们连接起来,量出偏差距离。之后,再确定校正这支枪的准星。
那几天,我俩要打几百发子弹。我和连长滚得浑身是土。
天气晴好时,我们搞战术演练。
用一天时间,我和通信员捆绑炸药包。我们把一盆炸药分包成火柴盒那样大小的小包,在上面绑牢雷管,安上导火索,在导火索上用刀子切出截面。一盆炸药包百十个小炸药包,端上阵地。躲在阵地的掩体里,我和连长都点燃纸烟。三个战斗班在两边的堑壕里隐蔽好了,连长喊一声“敌机轰炸!”通信员把小喇叭吹响,战斗班撤出堑壕,钻进防空洞。这时候,我俩用烟头把一个个小炸药包的导火索点燃,掷出阵地,让它们在阵地前沿轰轰轰地成片炸响,营造一种敌机轰炸的气氛。连长喊:“敌机飞走!”通信员又把小喇叭吹响,战斗人员又进入阵地。刚趴下,连长又喊:“敌炮火袭击!”通信员又把小喇叭吹响人员又撤走,我们又把小炸药包点燃扔出去……如此反复。
每次搞这玩意,我和连长都有点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