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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文学层面(第1页)

994年1月,《青年文学》编辑部召集部分在京中青年评论家,对“60年代出生作家群”这样一个话题进行了研讨。随后,从1994年第3期开始,《青年文学》开办了“60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联展”这一主打栏目。栏目开办至今,产生了很好的反响。这主要表现在:“60年代出生作家群”这样一个说法,得到了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相应认同,得到了同龄青年作者的广泛响应,栏目推出的作品不少被其他报刊转载,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好评。这一栏目,作为刊物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内容,从目前的运作来看,还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提出“60年代出生作家群”这样一个说法,开办“60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联展”这样一个栏目,我认为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期出现了一个新的文学创作层面,这些更为年轻的作家的创作给文坛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我们知道,在80年代中后期的“新潮小说”或“先锋小说”

中,余华、苏童、格非、北村等人的创作,给文坛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受。同时,迟子建、陈染、吕新、刘西鸿等人的作品也开始产生影响。这样一种新生力量的出现,预示着将有更多的青年作者走上文坛。进入90年代后,毕飞宇、徐坤、关仁山、陆颖墨、赵琪、陈怀国、石钟山、祁智、须兰、刁斗、邱华栋、韩东、鲁羊、述平、刘继明、东西、凡一平等人相继走上文坛,引起人们的关注,客观上形成了一个颇为壮观的创作群落。与此同时,评论界也先后出现了李洁非、李书磊、王干、张颐武、吴俊、郜元宝、张新颖、汪政、晓华、王彬彬等颇具锋芒和实力的青年评论家。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关心着同龄人的创作状况,对这一创作群体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在一个新的创作层面已然出现的情况下,提出“60年代出生作家群”这样一个说法,是存在着它的客观基础的。

其次,这一茬作家大体处在一个相同的年龄阶段,在生活经历、文化背景、精神遭遇和写作方式上有着相对的一致性。按说一定的年龄阶段,对文学创作并不具有必然的意义,很难说某一年龄层面就会出现某个作家群体,就能够产生一定的文学效应。但是,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直接决定和影响着一茬又一茬人的生活阅历、生存环境、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同构和聚合。这是不争的事实。至于为什么把这一茬作家以“60年代出生”来界定,并不是简单地因为他们大体在60年代出生,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精神的同代性。一个作家社会生活经历的开端,对他的创作而言,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年作家群他们的社会经历开始的时候,是在“文革”之前;知青作家开始他们的生活经历之时,是在“文革”之中;而这一茬作家走上社会,则大体在“文革”之后,即中国社会出现新的转机,正值改革开放之时。可以这样说,我们所说的“60年代出生作家群”是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的不断展开和社会的不断进步而成长和成熟的。因此在他们的创作中,就明显带有新时代的特征和年龄阶段上的特点,而用“60年代出生作家群”来进行概括,应该说是有着一定的合理性的。

再次,提出“60年代出生作家群”这样一个说法,也是着眼于《青年文学》本身。把一个说法与一个刊物的作为结合在一起,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关键在于这个说法本身具不具备可操作性,能不能进一步体现刊物的定位、价值和发展前景。从这一点上说,“60年代出生作家群”与《青年文学》的宗旨、特点和要求是完全吻合的。这首先在于,《青年文学》本来就是一份发表青年作家作品、以青年文学读者为主要阅读对象的原创文学刊物。

创刊十多年来,它是以不断推出被文坛认可并能影响文坛的青年作家而体现出自身价值的。从铁凝的《哦,香雪》、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到刘震云的《新兵连》、刘醒龙的《凤凰琴》,《青年文学》发表过不少青年作家的重要作品,这些活跃在文坛上的作家成了刊物的骨干作者。同时,一个刊物要继续发展,就必须要重视对文学新生力量的培养,必须要有一种战略眼光。因此,一方面对既已知名的青年作家依旧要给予充分的重视,同时,对作者队伍的新的变化和发展,也要有足够的关注。这也正是提出这样一个说法、开办这一栏目的重要原因。

在“60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联展”这一栏目开办近两年的时间里,《青年文学》已刊发过三十余位作家的作品。其中,发表过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如余华、苏童、迟子建等人的作品,也发表了正在引起人们关注的作家如毕飞宇、徐坤、邱华栋等人的作品,还发表了不少至今尚不大为人所知但却有着良好势头的青年作者的作品。可以说,这一栏目,兼容了这一茬作者的不同层次和不同侧面,是对这一个正在蓬勃发展的创作群体一次规模性的集中展示。

这些作品有着不同的写作风格、不同的表现侧面、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不同的阅读效果。可以说,这些作者的努力,对今天的创作是一种可贵的丰富,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思索领域和审美价值。

从已经发出的作品来看,这一茬作家突出关注的话题,是发生在自己的生活领域里的事情,说到底,也就是年轻人在社会转型变革过程中的生存状态问题。中国社会新的变革和发展,给青年人的成长和进步提供了新的机遇,也提出了新的课题。中国社会在转型时期所呈现出来的多元性和多样化特点,使人们在思想观念、情感内容、行为方式和精神面貌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和差异,这些差异和变化,相对于观察力和感受力正值敏感、活跃期的青年人来说,就显得更加突出、更加醒目。作为这一年轻群落中的一分子,青年作家们显然对同龄人的命运和遭遇,有更切身、更贴己的感触和体会,在表述中也更为由衷和自觉,投注的关心和思考,也更加独到和有力。祁智的中篇小说《水仙疯长》,写到了一位削尖脑袋想要改变自身命运的年轻人的故事。主人公由教学岗位借调到教委帮忙,从此开始了他追求高人一等的虚荣的人生里程。作者写到了他在现实生活面前的碰壁,也写到了他如何利用现实达到自己目的的心机和谋划,在这个人物身上,一方面有个人品质上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可看出社会价值失衡,使一个人内心深处的私欲恶性膨胀,得不到及时疗救,而像无人打理的水仙一样恶性疯长这一更深层的社会问题。这一人物的遭遇是发人深省的。作者通过这一作品,表现了对某一种类型的同龄人的认识,同时也寄寓了自己对青年人的生长环境的思考。如果说祁智的《水仙疯长》传达的是对社会的思考,那么,钱玉亮的中篇小说《毛桃的故事》,则透过毛桃的遭遇,直指个人成长过程中的纵深背景,写到了缺少父母的关怀和家庭生活的温暖给年轻人的正常成长带来的负面影响。一个单相思的故事,却是以对他人带来的伤害和自身的毁灭而告终。作者用平实质朴的语调款款道来,写得凄恻感人,让人深思。钱玉亮的短篇小说《进军城市》,对青年民工在城市的遭遇,也有独到的表现。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迟子建的中篇小说《洋铁铺叮当响》,洋铁匠一家几位年轻人想摆脱贫困走进外面世界的努力,尤其是在外面的世界里经受磨难、不改心愿的奋斗意志,以及在异常艰辛的生活中保有的对生活的热情和信心,表现了中国社会的变化对年轻人内心的触动,和他们在新的生存环境下所应有的生活品质和精神状态。这些作品,丰富了文学在今天的表现领域,对我们理解和认识新的一代人的生存环境和精神面貌,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在“60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联展”这一栏目中,出现的一些新作者也显示出了不可掩饰的才华和对生活敏锐的感受力和表现力。

徐坤的短篇小说《鸟粪》借“思想者”的雕塑在城市广场的遭遇,写到了思想、文化和精神在当代生活中的真实处境,以独特的角度和细腻的感性素材,把一个十分抽象的话题转换成了可感可知并能迫近人的内心的形象话语,显示了作者出众的表现功力。邱华栋的短篇小说《新美人》,深入“都市新人类”这一新的表现领域,对现代都市文明中出现的新的人物品类进行了直观而迅捷的表现。邱华栋的小说与我们共有时空的同步效应,不能不使人对这样一位年轻作者的感受和表现能力多出几分新的期冀。毕飞宇的《雨天里的棉花糖》,把形而上的哲思与细腻的生活感触交融在一起,也给人留有深刻的印象。此时,王怀宇的《家族之疫》、蔡秀词的《戏子园》等,把触角探入历史领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感悟。这一栏目包容了一些带有实验性质的作品,如刁斗、李逊、韩东、朱文等人的作品,体现了这些作者把握语言的能力和对小说艺术新的认识。

与此同时,对“60年代出生作家群”的认识,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的倾向值得注意。一是写作的边缘化问题。一些作者的写作兴趣多在生活边缘游走,往往容易把生活情绪化,避开了生活的主体部分。这种倾向的出现跟作者的生活阅历和人生体验有关,恐怕也跟我们的价值评价乏力有关。把自己的写作局限在狭窄的个人趣味上,对创作来说总不是很好的事情。比如我们去触摸历史,如果总是在历史的间隙和裂缝里徘徊,就很可能丧失对历史的整体观照而变成一种轻巧的把玩。与此相关的,是写作的私人化的问题。以个人化的方式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这可以说是90年代文学新的发展和进步。但是,也有作者沉湎在私人的写作兴趣上,过于关心和表现自己的一举一动。如果自身不具备一定的代表性和先进性,就很可能把写作变成一场文字游戏,变成无意义的絮叨或对他人的强制。一个人这么做,无可厚非;但如果变成一种集体行为,变成表述上的近似、一致和内容上的大同小异,那只能说是创造力的绵弱和苍白。

我曾撰文推介“60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联展”这一栏目:“完全可以预期,随着这一专栏在时间上的延续,作家作品的阵容将不断扩大,其自身的特点和丰富性将不断得到展示,《青年文学》这一跨世纪的工程,将会成为一场旷日持久的盛大的‘阅兵式’,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增添一道意义深远的壮丽景观。”(《中国青年报》1994年9月16日)我们相信,“60年代出生作家群”既已出现在世纪之交,那么,在迈向新的世纪时,必将有着更加出色的表现。“60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联展”这一栏目,也将得到更多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

写于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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