屌丝文学

第三章 文化科技的发展（第1页）

在清朝的强盛时期，产生了不少学术大师和辉煌的学术成就。清朝设置文化机构，集中全国的学术力量，从事大规模的文化工程，官修了不少书籍。随着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来华，西学输入中国，对于当时的学风由浮虚转为务实，也是有相当的激励作用。他们将西方科技介绍给中国人，扩大其知识领域，使中国的学术思想添增不少新成分。鸦片战争之后，大量西方科技与思想带动了中国近代化革新。

学术三大家

清初学术三大家指的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三个人都经历了明清政权的更替，参加了抗清斗争。抗清失败后，拒不出仕，以著书立说终其一生。他们分别逝世于康熙三十四年、康熙二十一年、康熙三十一年，是康乾初期的著名学者。

黄宗羲是浙江余姚人，世称梨洲先生。他师从刘宗周，属于王（王守仁）门后学。他接受了王守仁心外无理的哲学，但又肯定了“理在气中”的唯物主义观点。他一生著述达一百多种，一千三百多卷，涉及的学科有经学、史学、文学、天文学、地理学、历学、数学、宗教、政治等门类。他的代表作有《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未完之作，由其儿子和弟子最后完成）。

3-1黄宗羲

他致力于明代历史文献的搜集和研究，编有明人文集《明文案》，后扩充为《明文海》，是研究明朝历史非常有用的资料集。他讲学多年，培养了大量弟子，形成了以他为开山的清代浙东学派。他讲学注重实学，反对空谈，主张经世致用。他既重视经史之学，又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很高的素养，甚至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知识。他的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是史论和政论相结合的《明夷待访录》。在该书中，他对专制的暴君政治和当时的封建体制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指出封建皇帝把天下作为自己的产业，“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天下之害尽归于人”，“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说，君与臣的关系，是一种同事关系，师友关系。治理天下“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他还提出，通过加强法制和学校舆论以及恢复丞相制，来限制君权。他具有一定的民主思想。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形势下，他提出了“工商皆本”的主张。

顾炎武是江苏昆山人，世称亭林先生。在哲学上，他认为“盈天地之间，气也”，也就是说，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意识产生于物质。他对空疏的陆王心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更加注重形而下之学，主张要恢复原始意义的儒学。他花费三十多年的时间写了一本音韵学著作《音学五书》，是他“一生之独得”，希望通过审定字音的变化，来认识经学的本来面目，这是一部用功很深、对后世音韵学的发展很有影响的著作。他还编著了《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述各地的地理形势、山川要塞、水利、物产、赋税、兵防。为编写这两部书，顾炎武阅读了大量的正史、方志、名公文集及奏章文册之类，是他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的体现。《亭林文集》收集了他的政论文章、为别人写的志、状和论学方面的书信等，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政治主张和学术思想。他的代表作是《日知录》，自谓“生平之志与业皆在其中”，是他勤于札记，精心编纂的著作，三十二卷，约一千零二十条。顾炎武将其内容归为三类：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对这部书，他非常自信，称“近代二百年来未有此书”，希望“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书中包含他丰富的政治、经济、学术思想。他去世后，这部书的三十二卷本才出版，学者们对它很重视，纷纷校勘、注释，《日知录》几乎成为专门的学问。顾炎武一生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不仕清朝，但又关心民生，未尝一日忘天下。他力戒作空虚无用之文；反对做学问讲求名利，批评说“古人求没世之名，今人求当世之名”，求名无非是为了求利。他为人谦虚，虽有高名，但对他人的长处，总是称赞不已，虚心学习。顾炎武伟大的人格和为学精神、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对后人影响很大，他之后的清朝学者，大都很佩服他。他是开一代风气的学者。

3-2顾炎武

王夫之是湖南衡阳人，世称船山先生。他一生著述百余种，三百余卷，涉及哲学、史学、文学、政治、宗教等多个方面，代表性的著作有《张子正蒙注》、《周易外传》、《读通鉴论》、《宋论》、《老子衍》、《黄书》、《七十自定稿》等。王夫之的贡献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最突出的是他把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到更高的水平，说他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殿军和集大成者并不为过。他有一句名言：“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在思想学术上，他既善于继承传统，更具有创新精神。他明确肯定客观世界是由“气”所构成，指出，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他阐述了“理”、“气”的关系，说“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也就是说，理是事物的内在规律，表现为一种必然趋势。“理”是“气”之理，离开了“气”，就无所谓理。他还丰富和发展了古代对立统一的思想，认为事物都处在对立统一之中，是不断运动的。运动是绝对的，静止也是一种运动形式。“动”是经常的，是绝对的；静是暂时的，相对的。在认识论上，他论述了客观事物的第一性，主观认识的第二性，强调主观认识必须符合客观事物。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都是史论，体现了他在史学方面的成就和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代表了中国传统史学历史评论的最高水平。他的《读通鉴论》，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发表历史评论，意在总结经验教训，为后来者提供借鉴。他希望人们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历史经验，不能把历史经验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王夫之在去世之前，为自己写下了墓志铭：“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他一生的追求和志向，都在这两句话中。

3-3王夫之

在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人中，黄、顾曾有书信交往，彼此尊重。王夫之与他们二人似乎没有往来。王夫之著述虽富，但百年之后才大行于世。他们三人的学行和思想到清末产生了政治影响，被时人称为“三大思想家”。与他们同时代的学者还有方以智、傅山、唐甄、孙奇逢、张尔岐、颜元、顾祖禹等人，他们都是既博学又讲求经世致用的学术大师。

《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乾隆以纪昀等为总纂官编纂而成的一部大型丛书。丛书与类书不同，类书是按照性质的不同，分门别类地把各种书籍相关的内容编辑在一起，将原书的完整性打破了；而丛书则是将原属单行本的书籍，汇编为一部大书，意在成套保存古籍，方便人们检阅。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下谕征求国内所有存书，以备编辑《四库全书》之用。谕令下达后，安徽学政朱筠于十一月提出了搜访校录书籍的四条建议：一是抓紧搜集罕见的旧刻本和抄本；二是充分利用皇家藏书，公布内廷藏书目录，并组织人员从内廷收藏的残本《永乐大典》中辑录佚书；三是著录与校勘并重；四是对于金石、图谱，也要留心搜集。朱筠的建议引起了乾隆帝的重视，交军机大臣讨论后决定：选派翰林官员开馆编辑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与各省采进的书籍，成书后总名《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正式开馆，馆址设在北京东安门外的翰林院。四库全书馆设有正、副总裁，总纂官、总阅官、总校官、纂修官，以及提调官、监督官、监造官等。在前后九年时间里，正式任命的纂修官员先后共计360人，此外还征用了大量的抄写人员和勤杂人员，四库全书馆里聚集了全国最有名望的专家学者，人才济济，极一时之盛。其中最为著名的有纪昀、戴震等人。

纪昀是直隶献县人，才思敏捷，学问渊通，自开馆即充任总纂官，与修书活动相始终，对《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出力最多。全书的体例、分类和各种类中书籍的排列次序等都是由纪昀一手确定。他把一生精力备注于《四库提要》及《目录》之中，“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罔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委”，编成《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成为目录学史上总结性的著作。由于他在编纂《四库全书》工作中做出的巨大贡献和表现出的卓越才华，纪昀被人称作“一代文宗”。

3-4纪昀

充任纂修官的戴震是极负盛名的汉学大师，皖派领袖，以举人身份而蒙特召入馆，负责辑校《永乐大典》中的佚书和校勘古籍。他的学问根基深厚，馆中其他人遇有疑难，经常向他求教，他总是竭诚相助。戴震在馆数年，晨夕披检，靡间寒暑，辑出久已亡佚不传的《算经五书》，并且校订整理了《水经注》《仪礼集释》等大量古籍，为《四库全书》的修纂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由于积劳成疾，戴震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于馆中逝世。

为了编纂《四库全书》，清廷进行了大规模的征集图书的工作。

自乾隆三十七年至四十三年（1772-1778年），乾隆帝多次下诏访求图书，还特别宣布：凡进书献五百种以上者，奖给《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一百种以上者，奖给《佩文韵府》一部；还将在被收录的图书的提要里记上藏书者的姓名；进献图书特别名贵的，皇帝将亲自在书上题诗，用后尽快送还。由于朝廷的不断督催和各地官员的努力，自各地征集到的图书总数达13000多种，其中有许多是举世罕见的珍本秘籍。这些书籍大部分征自文化特别发达的浙江地区，当地的一些著名藏书家，如扬州马裕、宁波范懋柱等人，进献图书都在六百种以上。这样一次规模空前的征集图书活动为《四库全书》的纂修提供了丰富的基础材料。

在征集到的大量图书中，包括一部分不利于清朝统治者的文字，特别是明清之际的一些野史，颇多“违碍悖逆”之词。乾隆帝征集图书，修纂《四库全书》，目的在于巩固其统治，对这些不利于其统治的书籍当然不会等闲视之，因而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就谕令四库馆和各省官员，一定要趁此征书之机，大力查禁一切违碍图书，尽数销毁。当时文字狱正盛，各处官员对禁书之令不敢怠慢，于是在征书的同时，又大肆收缴禁书，经过十几年的时间，查缴禁书竟达3000多种，15万多部，而且查禁的范围不但包括明末清初的稗官野史，还包括许多学士文人的文集、笔记、奏疏以及剧作曲本，甚至一些宋、元时代有关抗击辽、金、元兵的作品也遭到毁禁。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还根据乾隆帝的指示，对许多古籍中一些“违碍”的章节、段落和字句进行了削删窜改，使得一些珍贵典籍面目全非。

经过近十年的努力，第一份《四库全书》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正式修成。这部巨大的丛书集古今图书3500多种，共计79000余卷，内容包罗万象。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部下分类，共四十四类，其中十五类下又分为六十五属。其基本分类为经部：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共十类；史部：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共十五类；子部：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共十四类；集部：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曲类，共五类。所收书籍不但包括一般著述，还包括一部分丛书以及如《册府元龟》和《佩文韵府》这类的巨型类书和工具书。《四库全书》“以万千之遗书而汇为一团，以多数之简册而勒成一部，不惟齐整，易于保存，且完备，易于寻觅。吾国先人之宝籍得赖以不坠者，亦斯役之力也”。

在编纂过程中，《四库全书》的编者为收入全书和未收而存目的书籍共10200余种撰写了提要。每篇提要都开列书名、卷数、采进来历，考证作者名号经历，介绍书籍的性质与内容大要，评论其得失利弊，说明其流播与影响。这些提要由纪昀编排统稿，按《四库全书》的部类次序编辑成书，即所谓《四库全书总目》。由于各书提要均出自渊深学者之手，概括明晰又常有独到见解，再配合以《四库全书》严密精致的分类框架，所收书目又数量宏大，这部《四库全书总目》因而成为我国目录学中最高成就之作，对后世的学术影响巨大。《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最初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由内廷刊刻，后来民间依殿本翻刻，在全国广泛流传。

3-5《四库全书》部分

《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没有刊印本，编成后仅抄写了七份，各装订成三万六千多册，分别藏于北京大内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沈阳故宫文溯阁和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抄成后又多次重校、补校。后来由于战乱，文源阁本、文汇阁本和文宗阁本都荡然无存；文澜阁本毁损过半后补抄完整，与文渊阁本、文津阁栈、文溯阁本现在分别珍藏在杭州、台北、北京和甘肃兰州。

《四库全书》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整理和保存了许多珍贵古籍，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总汇和古代典籍的渊薮。

洪昇的《长生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