屌丝文学

第一部分金戈铁马大明朝第一章 乱世出英雄（第3页）

虽然史书中记载，刘基有着经天纬地之才，但是在刚刚投奔朱元璋初期，朱元璋对他的学问却并不是很感兴趣，只是想利用刘基的术数之学和方术来为自己服务而已。在朱元璋看来，刘基不过是一个方术之士，与自己帐下的谋士相比，实在没有什么独到的高明之处。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在刘基加入到朱元璋的集团之前，朱元璋手下已经有了：“孙炎、陶安、汪广洋、杨宪、徐达、常遇春、章溢、胡琛……”等谋略之士，这些人随便拿出来一个，名声都不在他刘基之下。

但是，刘基的功绩依然是卓越的，这在朱元璋的一份诏书中显露无遗了，朱元璋说：“攻皖城，拔九江，抚饶郡，降洪都，取武昌，平处州，尔多力焉。”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对于这些功劳，朱元璋是认可的。元至正二十年，陈友谅攻陷太平（今安徽当涂），杀死了朱元璋的手下花云和义子朱文逊，这个时候的陈友谅兵强马壮，军事力量值顶峰。朱元璋号令诸将商讨对策时，很多人主降，只有刘基一人请战，他要朱元璋打开府库，用金银鼓舞士气，并用自己所谓的观天象的本领，加强了朱元璋抗敌的信心。这才有了龙江大捷，朱元璋在这次战役中取安庆、收九江，将长江沿岸的战略要地悉数收归己有。而正是这次战役，奠定了刘基的地位。

至于对刘基历史地位有着举足轻重的“先汉后周”的策略，历来为人们所争议，在《明太祖实录》中并没有任何形式的记载。更多的人认为《明史》中关于刘基“一计平天下”的说法，不过是后人在著《明史》时添加进去的。因为，朱元璋在建立明朝后大封功臣时，并没有提及刘基的名字，如果刘基真有如此盖世的功勋，朱元璋不可能忽略。后来，朱元璋补封了刘基一个三等伯，他的俸禄只有二百四十石，而与他同为谋士的汪广洋为六百石，李善长更是高达三千石。这不得不让人们怀疑，刘基是否确实有过“平天下”这般大的功勋。

事实上，刘基的名誉也大多源于他去世139年后的正德皇帝。当时正德皇帝追加刘基太师衔，刘基为后世所熟悉的荣誉，也大多出在这份《赠谥太师文成诰》中：“慷慨有志，刚毅多谋，学为帝师，才称王佐”、“逮应聘括苍，陈时务于建业，既从征彭蠡，定大事于中原。渡江策士无双，开国文臣第一。受爵能让，怀辞金蹈海之风，功成不取，以辟谷封留之请，可为明哲允矣！”后世对刘基的神化，大概始于此。至于为什么神化刘基，大概是当时的政治集团出于一定的政治目的而为之吧。

丞相之死

秦武王二年（前309年），为了加强统治，秦武王下令，在朝中设立丞相一职。丞相对上只接受皇帝一人的诏令，对下能够统领朝中文武百官，总揽全国政务，可以说是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可是职位越高，责任也就越大，丞相不仅要辅佐皇帝处理国家大事、避免皇帝独断专行，还要担负起考核地方官员的业绩、处理地方军事事物等琐碎的工作。在外人看来，丞相实在是一个值得向往的职位，可是只有丞相自己知道，这个位置上苦恼，直到朱元璋亲手废弃了这个职位。

与刘基的观天象，夺天下云里雾里神仙之体不同，明朝的第一任丞相李善长很务实，务实的甚至有些庸俗。还在少年时期，李善长就对儒家那一套道德使命感不是很感兴趣，他热衷功名与利禄，仕宦和富贵，他认为只有这些才是值得他穷其毕生经历追求的。《明史》中对李善长的记载是“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受法家思想的人，一向务实，李善长的所作所为也就无可厚非了。

李善长是定远人，与朱元璋算得上半个老乡。那一年，朱元璋正是最落魄的时候，李善长觉得有些门路，便投奔了过来。从那以后，成为朱元璋身边的主要智囊之一。史书中记载李善长在军中“为参谋，预机画，主馈饷，甚见亲信”。事实上，务实的李善长知道，朱元璋身边“为参谋，预机画”人多的是，并不缺他一个。李善长善于从历史中汲取经验，萧何当年为刘邦转运粮草，拿下了头一功，他便也想学学萧何，于是主动请缨负责起了“主馈饷”的工作，“主馈饷”是什么，说白了就是后勤补给，这工作绝对是最务实的，因为，别管朱元璋本事有多大，没了粮草，一样什么都干不成。

明王朝建立后，这位战时的“粮食局局长”受到了朱元璋极高的评价。朱元璋认为，自己是和刘邦一样圣明的君主，不，比刘邦更圣明，而他的李爱卿则是当世的萧何。出于对这位爱卿的褒奖，朱元璋封李善长做了丞相，不仅如此，还主动和李家做起了儿女亲家，甚至一时性起特地赐与了他一块丹书铁券，铁券上言明可：“免二死，子免一死”。意思就是说有了这块铁券，只要他李善长不犯大错，大明朝没有能杀得了他的皇帝。

可以说，在丞相这个位置上，李善长算是兢兢业业了。朱元璋是一个放牛娃，让一个放牛娃摇身一变，成为九五之尊，千万人敬仰的皇帝，李善长颇费了些心思。在他的布置下，隆重而繁杂的开国大典办的井然有序。这些表面文章做足了，李善长便开始监修《元史》，编《祖训录》、《大明集礼》。可以说，大明朝建国后，事无巨细，都要由这位丞相大人一一过目和审核。

丞相这个职位虽然很辛苦，但是放牛娃朱元璋，在心中还是生出些芥蒂，那就是丞相的权利怎么可以这么大？而大权在握的李善长也有些飘飘然了，他可能甚至觉得这个国家已经离不开他了，所以有些利令智昏。他除了对朱元璋有一些敬尊之外，已然不把别的人放在眼里了。一次，参议李饮冰、杨希圣不小心冒犯了李善长，不料李善长竟然擅自对二人施以酷刑。朱元璋知道此事后，虽有不满，但是念及丞相功劳，没有追究。这让李善长颇有些得意。

总体来说，李善长可谓是越老越糊涂的典范，不仅没有了年轻时的恭谨，反而开始做一些不知深浅的事。有一年，李善长家里修宅院，他跑去汤和的府邸，硬是要汤和借三百兵丁给他。汤和听了，自然不肯，哪有为了盖房子调动官兵的。这件事后，汤和还专门到朱元璋面前奏了一本。朱元璋一向疑心重，听了汤和的话，心中十分的不快，在位时权顷朝野也就算了，现在借的哪门子的兵？真是岂有此理。想必这个时候，朱元璋已然开始对李善长不满了。

借兵事件后不久，李善长又开始多管闲事，这个闲事与他的家丁丁斌有关。丁斌是李善长的一个亲戚，因此平日里一向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可不知这次中了什么邪，不仅犯了罪，而且还把朱元璋惊动了。事情闹的这么大，李善长只好亲自出面求情。这让原本一直隐忍的朱元璋终于发作了，一个下人的事，难道我做皇帝的也要听你指手画脚吗？于是朱元璋下旨对丁斌严刑拷打。结果丁斌不知是不是被打傻了，莫名其妙的说了一件与已死丞相胡惟庸有关的一件事。大概意思是，当年胡惟庸意图谋反的时候曾经找李善长寻求支持，结果李善长说了句：“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

胡惟庸案后，朱元璋对丞相这个职务十分的敏感，并不再设丞相一职。现在突然听说自己的第一个丞相竟然和造反未遂、死了的那个丞相私下里还有勾结，变得十分震怒，也不管什么丹书铁券和过去的交情了，当即下旨诛杀了李善长一家上下七十余口。为了让理由更充分一些，朱元璋还让一些星象家说了一番“言星变，其占当移大臣”的话。到这时，朱元璋才松了一口气，这满朝文武，以后就只有他一人说了算了。

事实上，朱元璋也知道李善长是被自己冤死的。后来有大臣上奏折，为李善长平反，朱元璋未置可否，低调的处理了此事。当年，李善长冒万死才成就了他后来的位置，而他立下的不世功勋，朱元璋心里也自然明白。但还是必须杀死他，从胡惟庸到李善长，真正让朱元璋放心不下的不是他们的所作所为，而是他们手中的权利。

从秦设置相位以来，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丞相手中的权利几经沉浮，到元朝初年开始迅速膨胀。等到了明朝初年，李善长、胡惟庸等丞相，凭借自己与朱元璋打江山时立下的盖世功勋，赫然成为朝野一霸，相权开始威胁到了皇权。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不得不开始想方设法的削弱丞相的力量，于是，这才有了震惊一时的“胡惟庸叛乱案件”和李善长冤死案，而这两位丞相，也就这样成为了丞相这个千百年来职位的殉葬品。

布衣徐达

朱元璋有一天心血来潮，叫来自己的一个心腹大臣陪他下棋。由于之前下棋，大臣们总是畏畏缩缩，不敢赢皇上。所以，开局时，朱元璋就千叮咛万嘱咐的强调，要这个大臣使出自己的全部本领。结果，这棋下了个昏天黑地，从清晨一直下到夕阳斜下，这时，朱元璋攻城略地，抢占了先机，看着对方久不落子，朱元璋面露喜色，再三催促，大臣却不动神色的跪倒在棋盘前。朱元璋一愣，扭头一看，发现棋盘上的棋子被大臣摆成了“万岁”二字，双方技艺，高下立判。

在朱元璋的“造反”队伍中，有很多是他在家乡的“哥们弟兄”，比如汤和，两人是一起长大的生死之交。除了汤和，要再说一位让朱元璋放心和敬重的老臣，恐怕就是“大老粗”徐达了。徐达曾经是郭子兴座下的一名战将，和朱元璋一样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可能是因为两人小时候都放过牛，比较有共同语言，所以一直走的比较近。这徐达也是真讲义气，郭子兴与孙德崖在和阳对峙时，曾经把朱元璋作为人质，眼看着性命就要保不住了，徐达便自告奋勇地去代替朱元璋做了人质，由此可见此二人兄弟情深。

徐达的厉害之处不在于他的义气，而在于他的好学。翻开史书，大多是在讲徐达如何如何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可是却很少提到徐达学习的那股子认真劲。徐达出身贫贱，恐怕从来没有想过“知识改变命运”，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对知识的渴求。明朝年间邓元锡在其所著的《皇明书》中，这样描写徐达“倜傥沈雄，有智略”。无独有偶，在另一本记载明开国元勋的史书《皇明通纪直解》中，徐达也被认为“厚重英发，知六韬三略”。后来，徐达随着地位的不断上升，也依然没有忘记勤学苦读，每次带兵出征时，他总是把那些比较有名望的儒士，请到自己的营房和帅车上，与对方一起研讨兵法和古籍，有时候说得兴致高昂了，还常常与儒士们辩论一天，这也是为什么徐达作为一个武将，最后却能成为一朝丞相的重要原因。

很多人在读史书时，对徐达的了解多少有些偏颇，觉得他文比不过李善长、刘基，武未必高过汤和、常遇春，实在想不通为什么朱元璋会对他那么看重。在这些人眼中，徐达更像是有勇无谋的猛张飞。事实上，徐达不但不是一个莽夫，相反还有些心细如发。《明史·徐达传》中，曾对徐达与常遇春的军事才能做过比较：“两人才勇相类，皆太祖所倚重。遇春剽疾敢深入，而达尤长于谋略。遇春下城邑不能无诛僇，达所至不扰，即获壮士与谍，结以恩义，俾为己用。由此多乐附大将军者。”由此可见，徐达不仅善于攻城掠地，更重要的是善于攻心，让敌人为我所用。

明朝建立初年，徐达凭借着自己立下的赫赫战功，成为当时朝堂上响当当的人物。当别人因为自己的功劳而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的时候，徐达却是难得的清醒。《明史》曾记载过这样的场景：“宴见欢饮，有布衣兄弟称，而达愈恭慎。”朱元璋当上皇上后，还曾多次在与群臣欢饮后，当面称徐达是自己的布衣兄弟，徐达没有为此而忘乎所以，而是愈发谦卑恭谨。

还有这样一件事情，也能从侧面反映出徐达心细如发的做事风格。胡大海的儿子胡德济在一次战斗中，因为指挥不当，导致全线溃败，胡德济落荒而逃，如果按照军法处置，那他难逃一死。负责处理此案的徐达并没有贸然行事，将胡德济处死，而是将他的手下悉数问斩，然后将胡德济送回南京。不是因为徐达徇私枉法，也不是徐达不敢杀，而是因为徐达知道，胡德济就算犯了天大的错，也是应该交由朱元璋来亲自审理的。不杀，是皇帝抚恤老臣胡大海之心，杀，是整顿军纪，杀一儆百。可是如果自己贸然行刑，说不定就给人落下了杀害兄弟骨肉的把柄，毕竟他与胡大海有着不错的交情。可是不杀，又会被人说是徇私枉法，所以，索性将此事推给朱元璋来处理，这样也不会引起朱元璋的不满。

徐达平生，经历过大战无数，最后官拜丞相，位极人臣，他的一生不可谓不辉煌。这些全都有史可查的，可是，他去世的时候却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的迷案，让后人深感困惑。比如说他到底怎么死的？现在一些史书和青少年读物中，还经常将他和朱元璋联系起来，说他在犯背疽病期间，朱元璋赐了他一只烤鹅，直接导致徐达病变而亡，这也成为朱元璋是暴君的诸多佐证之一。那么，徐达真的是因鹅而死吗？

《明史》中对徐达的死是这样记载的“达在北平病背疽，稍愈，帝遣达长子辉祖赍敕往劳，寻召还。明年二月，病笃，遂卒，年五十四。”书中根本没有提到“赐鹅”一事。“赐鹅说”最早的出处是明朝中期，一本记录明初故事的野史笔记《翦胜野闻》，在这本书中，作者首先提出了徐达之死是源于朱元璋所赐的食物，可是也并没有指定是什么食物。直到清朝年间，赵翼在编著《廿二史札记》时才提出“赐以蒸鹅，疽最忌鹅”的说法，这个说法甚至连赵翼本人都觉得不可信。即使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吃一只鹅就让徐达背疽病变，这也是不可能发生的。

徐达死后，朱元璋十分的悲痛，甚至辍朝一日，以示悼念。相传，南京莫愁湖畔的胜棋楼，就是朱元璋为了纪念徐达而建立的。而此文开头，那位用棋子摆出万岁字样的围棋高手，正是这位骁勇善战的布衣将军，君臣二人到底有没有下过这样一盘棋，已经无从验证了，不过，今天的胜棋楼内，还依然挂着徐达的肖像，任由后人评说了。

《大明律》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李悝在魏文侯的支持下编著《法经》，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标志着中国奴隶、封建社会“法治时代”的到来，对后世统治者治理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法的出现让统治者们意识到，法的建立可以让他们更好的维护自己的统治，因为他们发现普通百姓的权益在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后，他们坐着的龙椅会变得更加的稳当。

蒙古族的铁骑在踏破中原的宁静后，也一度通过法理来治天下。他们先是以法律的形式将全国居民划分为四类，让汉人成为最底层，防止汉人谋反，接着又以法律的形式给予了蒙古贵族们诸多的权利。这种民族不平等的法律制度严重的伤害了汉人的感情，为之后层出不穷的社会矛盾埋下了伏笔。

吴元年（1367年）十月，朱元璋自立为吴王，作为一个阶段性胜利者，这位“造反派”头目从元腐朽的政治制度中汲取了教训，意识到了法典的重要性。当年，他便下令，要自己的谋臣李善长、刘基着手编著律令。在他看来，一部好的法律条令不仅是“防民之具”，更是让他称雄天下的“辅治之术”。就这样，李善长和刘基以《唐律》为蓝本，结合当时的社会形势，做出适当的修改和补充，当年年底就修成了《大明律令》，受朱元璋“刑乱国用重典”思想的影响，这个时期的《律令》整体上偏重刑罚。

称帝后，朱元璋意识到治国的根本不在杀戮，《大明律令》则多少有些“轻重失宜”。如果继续《大明律令》的苛刻刑罚，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实施仁政和颁布较为宽松的法令迫在眉睫。朱元璋的这一想法赢得了大臣们的欢迎，他们认为元朝之所以灭亡，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蒙人制定的法典不公，对己宽容、对民重罚的双重量刑标准导致了百姓良心泯灭、道德沦丧，如果本朝的法典像元朝一样过于严苛，不免会走上前朝旧路。君臣意见高度统一后，《大明律令》的重新修订提上了日程。

洪武六年（1374年），刑部尚书刘惟谦奉朱元璋诏令，以《律令》为基础，仿照《唐律》，开始详定《大明律》，修订的过程中，摒去了一些较为严酷的条文，使得整部法典的量刑相对宽松。洪武七年，《律令》修改告一段落，更名为《大明律》，分为《卫禁》《斗讼》《诈伪》《杂律》等十二篇。它的颁布给社会稳定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尝到甜头的朱元璋在洪武九年再次下令修订。他在诏书中说道：“国家立法，贵得中道，然后可以服人心而传后世者。”丞相胡惟庸、汪广洋开始主持修法，这个时期的《大明律》虽然不断的受到“朕言即法”的干扰，但就整体内容而言，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除了修订《大明律》，朱元璋还心血来潮的投入到了“普法工作”中。他将一些刑部审判过的重大案件汇集起来，亲自写定了一部刑典《大明律诰》，用以补充和解释《大明律》。名义上虽然是邢典，但里面却更多的是一些案例汇编，以及说教的文字。在推广《大诰》方面，朱元璋也想尽办法，他甚至亲自到午门，给人们解释《大诰》的“立法宗旨”。受此影响，地方官员也开始纷纷在辖区内有模有样的办起了“民间普法培训班”，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大明律》和《大诰》被迅速的被推广至民间。可即便如此，“朝杀而暮犯”的情况仍然时有发生。

洪武二十二年，刑部上奏：“比年条例增损不一，以致断狱失当。请编类颁行，俾中外知所遵守。”在此建议下，朱元璋再次下令修订《大明律》。这次修订可以说是对《大明律》进行了一次彻底的翻新，它继承了前朝律法的优点，但是又进行了结构性的变革，同时，受“胡惟庸叛乱案”的影响，“刑用重典”的思想被再次提及。至洪武三十年，《大明律》又经过一番大的变动后，最终定本刊行。从吴元年《大明律令》的颁布算起，到洪武三十年，朱元璋三次大修《大明律》，期间纠补次数不计其数，可谓是字斟句酌的“不刊之典”。而“礼”与“法”的结合，更是让《大明律》成为古代法律的里程碑。

除了对维护明朝的长治久安起到了重要作用外，《大明律》对邻国日本和朝鲜的法律建设也起到了着极为深远的影响。日本正德年间，为了进一步了解明朝文化，日本政府积极的购买了包括《大明律》在内的大批书籍供幕僚们研究。到了江户时代，日本学者研究《大明律》的热情空前的高涨起来，《大明律》中的一些理论思想被积极地引入到日本法典中。一些日本学者还将自己对大明律的研究编著成书，《明律例释义》就是比较有名的代表作。

与日本相比，朝鲜所受影响则更加明显。朝鲜王朝时期，太祖李成桂甚至在自己的诏书中明确写道：“凡公私罪犯必核《大明律》。”而《朝鲜经国典》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其议刑断狱以辅其治者，一以《大明律》为据。”由此可见，朝鲜已经不只是简单的借鉴，而是将《大明律》实实在在的运用到了本国的法制体系中。

《大明律》经过数次更改后，将法家的刑罚和儒家的礼法有效的结合起来，采众家之长编著而成，可以说是开中国法律变革之先河，同时，它也以其独特的影响力成为中国古代法律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说它的出现使得中国古代法制建设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同时它也成为了当时东方先进法学文化的代表，对后世中国及周边邻国的法律建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