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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与世界各国的往来(第2页)

中西陆路交通重新获得了繁荣,明朝与中亚各国在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彼此了解的深度,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陈诚最后一次作为使节出访西域时,已经六十岁,时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四月。五月出京,行至甘肃的肃州卫时,传来了永乐帝去世的消息,并接到新君宣德皇帝“停止四夷差使”的命令,返回北京。政治势力的转换和明朝国力的开始下滑,使此后西域古道上使团往来的胜景渐成绝响。

万历援朝战争

万历十三年(1585年),日本丰臣秀吉被天皇任命为“关白”(摄政),次年又兼太政大臣,成为日本的实际统治者。丰臣秀吉掌权后,结束了日本延续百年之久的分裂局面。为了转移国内各种势力之间的矛盾,掠夺外国财富,丰臣秀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

万历二十年(1592年)四月,丰臣秀吉派小西行长等将领率军20万进攻朝鲜。与日本一直保持着友好往来的朝鲜毫无准备,日军轻取朝鲜重镇釜山。朝鲜陆军溃不成军,王京(今韩国首都首尔)、开城、平壤接连失陷,倭寇已经将战火燃烧至鸭绿江畔。朝鲜国王亡命奔至鸭绿江边的义州,向明朝求援的使臣在通往北京的道路上一批接着一批,急如星火。

明初,洪武皇帝封王颛为高丽国王,开展定期的朝贡贸易。李氏朝鲜建立以后,两国间的人员和贸易往采、文化交流都更为频繁。由于朝鲜受中华文化影响甚深,其典章文物制度与中华无异,明廷将其视为礼乐之邦,因而在与诸国的交往中,总是置朝鲜于优先的地位。即使是朝鲜自己的使臣也认为明朝待外国较严,对朝鲜则甚为亲厚。

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援朝即是保国。明廷很快派出游击史儒所部两千人入朝作战,锋芒直向平壤。因为不谙地利,且不擅长在霖雨不止的天气情况下作战,明军失利,史儒战死疆场。作为支援,副总兵祖承训统领的三千余明军在东跨鸭绿江之后与日军展开激战,全军殉国,祖承训仅以身免。

败报传入京师,抗倭不坚定的兵部尚书石星派了一个嘉兴无赖沈惟敬奔赴平壤日军大营,打探情况。日军首领小西行长一面在沈惟敬面前故意声言幸亏天朝(指明朝)按兵不动,日军不日即将撤回本国云云,一面向明朝提出狂妄要求:以大同江为界,平壤以西还归朝鲜,即欲霸平壤以南的大片朝鲜国土。如此妄诞的要求理所当然地为大明所坚决拒绝。万历皇帝遂下令以宋应昌为经略,将军李如松为东征提督,紧急征调兵马七万余人,并以副将李如柏统领左翼,张世爵指挥右翼,杨元统率中军。李如松极端厌恶沈惟敬的嘴脸,下令砍掉他的脑袋,参军李应试劝止之,而行将计就计之策。

十二月二十五日,李如松为主帅的明军誓师,东渡鸭绿江平倭。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提督李如松令沈惟敬入平壤,同日寇约定,李提督将赍大明封典封赠日本。正月初六,明军进抵平壤,日寇俱着花衣夹道迎候,李如松分布将士入城。诸将逡巡,将人未入之际,狡诈的小西行长识破明军的意图,遂急令日军登陴固守。至夜,李如松命令明军三面围城,只缺东面。命游击吴惟忠领兵佯攻城北牡丹峰而阴取城西南;命祖承训所部换装朝鲜军服,潜伏城南。八日黎明,明军自东南方向开始进攻平壤城,日寇炮矢如雨,明军进攻不利。李如松命以敢死之士奋勇登城。在城南,祖承训所部换下朝鲜军服,突然显露大明铠甲。日寇因轻视朝军而未在城南布设重兵防守,见状急忙分兵据守。而李如松已经督率杨元部从小西门杀上城头,李如柏部亦从大西门杀入平壤城内。《明史·李如松传》云平壤战役十分惨烈,火器并发,烟焰蔽空。吴惟忠胸部中敌铅弹,犹然大呼督战。李如松坐骑被炮火击毙,易马再战,堕入城壕,狂呼跃上,麾师更进。明军拼死相争,前队已仆,后队继之,无不以一当百,日寇被斩杀及溺毙江水者达万余人,余者落荒而逃,平壤遂告光复。明军乘胜收复黄海、平安、京畿、江源四道,日寇被迫据守釜山。

平壤大捷,使明军将士顿生轻敌之意。《明史纪事本末·援朝鲜》记载,李如松率领“轻骑”向王京进军,在距离王京三十里之地的碧蹄馆陷入日寇重围。明军自李如松以下皆殊死拼杀,裨将李有升殉国。杨元援兵到达,冲破日寇合围,日寇遂溃走。史籍云是役“我精锐多丧失”。但是这个常见的记载很可能是不准确的。因为既然是“轻敌”,李如松所率明军的数量必然不多,而“轻骑”一词的使用恰好也证明了这一点。

况且杨元援兵的到来,使得日寇溃走,也打破了日寇欲消灭明军“轻骑”的设想。所以,明军的主力并没有因此受到很大损失。“我精锐多丧失”的说法,极有可能是出于京师内那些主和派的故意夸大,以借此向皇帝证明主战派行为之乖张误国。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二月,日本丰臣秀吉野心不死,再度出兵大举进攻朝鲜。明朝万历皇帝以杨镐为经略,征发大军参战援朝。虽然明军将士奋力苦战,但万历皇帝所用非人,经略杨镐心胸狭隘,不乐见偏师立功;而当日寇虚张声势之际,又当先逃跑,致使明军遭受重大伤亡。万历皇帝龙颜震怒,下令罢免弃军丧师的杨镐,以天津巡抚万世德代理经略,务要展开反攻,歼灭倭寇。

《明史纪事本末·援朝鲜》说,在日寇再度入侵朝鲜一年以后,重新组织起来的明军在朝鲜向日寇发动攻势。一味主和的兵部尚书石星已经被皇帝下狱,新任兵部尚书邢玢部署都督陈磷率广东之兵,刘埏率四川之兵,邓子龙率浙直水军先后到达朝鲜前线。邢玢分兵四路,相机对日寇发动剿杀。当时日寇的巢穴主要有三:东路加藤清正盘踞蔚山,西路小西行长盘踞顺天城,中路石曼子固守泗洲。

战役开始以后,明军东、西两路的进攻还算顺利,但是在中路方面,明军遭遇到比较顽强的阻击。当战事进行到胶着状态之时,明军营内“火药发,烟涨天”,明军不得已而退守晋州。

此时日寇入侵朝鲜已有七年,其给养供应和兵力皆严重不足,兼之以战线长达一千余里,首尾不能相顾,日寇士气低落。而丰臣秀吉发动和坚持侵朝战争,在其国内也备受不义的指责。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丰臣秀吉死去。消息传至朝鲜,日寇军心严重动摇。《明史纪事本末·援朝鲜》记十一月十七日夜,加藤清正率所部登船先逃,诸倭也随之“扬帆尽归”,欲夺路逃回国内。中朝两国军队力追杀,在南海海面展开激战。年逾古稀的老将邓子龙在日寇舟师之中往来冲杀,所乘战船起火,老将军捐躯遇难。朝鲜名将李舜臣率领水师赴援,不幸中弹,战死海疆。明朝水军统帅陈璘亦身先士卒,麾师在海面上向日寇发起冲击,日寇无人敢撄其锋。是役击沉敌船六百(一说九百)艘,日寇主将之一德岛津义弘毙命,日寇水军几乎全军覆没,其陆军亦望风而逃,抗倭援朝战争遂获得了彻底的胜利。

传教士来华

西方传教士来华是明朝对外交往中的一件大事,也极大促进了明朝后期中西方文化交流。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八月,著名传教士沙勿略来到广州沿海的上川岛,计划找机会进入广东传教。这位已经在印度、日本等亚洲国家传教的耶稣会士,在中国遭到了明朝海禁政策的阻挡,最终病逝在上川岛。其后不久,葡萄牙人占据了澳门,传教士随后纷纷来到澳门,并将此作为来华传教的跳板。

意大利人利玛窦于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并最终在中国定居。利玛窦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开始对中国文学和典籍进行研究的西方学者。利玛窦不仅有中文名字,而且还依照中国人的习惯,为自己取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在当时中国,利玛窦受到士大夫们的普遍尊重,他们称呼利玛窦为“泰西儒士”。

利玛窦(1552-1610年)出生于意大利的马切拉塔城。1571年,利玛窦在罗马加入耶稣会。1577年,利玛窦受耶稣会总会派遣前往印度,明万历十年(1582年)又到了澳门。利玛窦具有惊人的语言天赋,他到中国后,努力学习汉语,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国家制度和行政机构。一二年后,便已经能熟读中国经籍。

万历十一年(1583年),两广总督同意利玛窦等人在肇庆建教堂和居住。万历十三年(1585年),利玛窦建成了当时中国内地第一座天主教教堂。利玛窦在肇庆传教之始,虽然肇庆府的官员受知府王泮的影响,都争着和洋神甫交往,但当地的士绅和百姓还都与“洋和尚”有很大的隔阂。为了消除人们的敌对情绪,利玛窦穿起了中国式的长袍大褂,以孔门信徒的身份出现在知识界和官宦之中。由于他精通四书五经,尊重孔孟,注意调和天主教与儒家学说,于是博得了士大夫的信任和好感。同时,利玛窦还用西方科学技术和新奇的事物来吸引中国人,以博得民众的好感。他利用世界地图向人们解释全世界的地理情形,展览各种天文仪器,还刻印了《天主十诫》等有关天主教知识的书籍送给参观者,以宣传天主教教义。

后来,因为受到新任两广总督的驱逐,利玛窦离开肇庆,辗转韶州、南昌、南京等地继续传教。

万历二十九年十二月(1601年初),利玛窦在一些地方官员的帮助下来到北京,向明神宗朱翊钧进献了自鸣钟、日晷、沙漏、玻璃器皿、银币、西洋琴、珍珠嵌十字架、天主像、圣母像、《万国图志》等贡物。利玛窦进京后,最初住在宫门附近,后来又住在钦天监,以便随时进宫修理自鸣钟和洋琴。后来因礼部干预,他又搬进了四夷馆,行动很受限制。礼部官员还几次上疏要求把他遣送出京,但神宗担心利玛窦离京后没有人修理自鸣钟,所以没有批复。后来,在利玛窦的请求下,神宗允许他定居北京。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利玛窦在顺承门(今宣武门)附近买下一所大房子,修建礼拜堂。从此,天主教在北京站住了脚。

天主教对于当时的中国还是完全陌生的事物,人们开始都不大接受这种与传统不同的教义,传教工作的开展并不容易。利玛窦就以介绍西方的新发明、新成就作为诱导,因此在传教的同时也向中国人民传播了很多科学知识。

利玛窦在中国的20多年里,曾多次绘制和刻印《山海舆地图》、《坤舆万国全图》等五大洲地图。还在中国合作者的帮助下,完成了用中文写作的介绍西方宗教、伦理、天文、数学、测量、透视学的著作197种。他第一个向中国介绍了地圆学说、欧几里得几何学、笔算、西历、西洋琴等新鲜事物。利玛窦和中国科学家徐光启、李之藻共同开创了中国天文历算史上的新阶段。而利玛窦输入的西学,也启发了徐光启等人对西方科学知识的兴趣。从万历十九年(1591)开始,他花了四年时间,把“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成为第一个把孔子和儒家思想介绍给西方的人。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利玛窦病逝,神宗下旨以陪臣礼葬于北京阜城门外(今二里沟)一处由寺院改建的墓园里。

利玛窦去世后,意大利传教士龙华民接替了他的传教工作,但是龙华民不善于交往,对中国文化也不甚了解。此时,另外一些传教士,如汤若望、邓玉函、艾儒略等人,都坚持了利玛窦的传教思想,将传教与文化交流、科学知识交流结合起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据统计,万历十七年(1589年),教徒大约有80人,万历十八年(1590年)利玛窦去世时是2500多人,而到了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中国教徒已经达到13000人左右。

传教士在明朝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发展中都有着重要作用,今存的许多明代书籍、美术作品中,也常常可以看到身着中国传统服装的传教士的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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