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来前后矛盾,但任何有生活经验的人稍微一想都能明白,朝廷规定政府给你的钱,不是你说能拿就能拿的。
所以时间一长之后,其实士绅官府已经结成了利益共生体。
另外一方面,自正统、成化以后,举人路费这个事情渐渐被曝露出来,不间断的有官员给朝廷上奏,说我们这儿有‘大儒’、‘乡贤’,他们因为没有路费,不能够参加科举,希望朝廷能够重视。
之后的弘治、正德年间,一直也都有这样的声音,嘉靖年对于洪武年间所定的规矩也再次重申。著名的杨继盛在中了举人之后就得到去参加会试的路费三十两,不过他用这笔银子给他的兄长捐了一个散官。
而到了万历这样明朝的中晚期,这部分的费用较之前连翻数倍。当然在绝对数额上,不过就是十几两到数百两的区别,压不垮一个国家,但其实可以看出一个问题。
为什么举人连一个路费问题都可以进入朝廷的视野得到解决,而且随着时间的延长这个问题被解决的越来越好,而那么多佃户、贫农的生死问题却解决得越来越差?
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不同阶层在社会资源的博弈中能力不同。
也就是所谓的越强者越富,越弱者越穷。
言归正传。
士绅们在大明的体系之中是力量较为强大的一个群体,并且几百年来他们不断取得斗争的胜利,就是一个路费问题,都能争到手。
直白的说,他们自己也认为,治国还是要靠他们。
那句话怎么说的,为万世开太平,这是文人的终极理想。
而在现在他们也有一个要求,
毛语文指望不上,他们就指望王琼、彭泽,那个叫萧渺的言辞恳切,“德华公,济物公,昨日公孙道、严子孝、俞瑞峰、任青等四人,被当街杀害!此事实在骇人听闻,吾等别无他求,恳请两位上奏朝廷为四人诉冤,请求朝廷惩治奸佞!还我大明朗朗乾坤!”
这个时候开海的事情,像是不那么重要了一般。
争斗本身成为了主角,争斗的内容已经消失。
这是激化的征兆。
王琼和彭泽都不好讲这个话,他们既不能答应,也不能拒绝。
最后还是彭泽说话:“这件事,是对是错,朝廷自有公论。但是伱们不该聚众哭闹,擅闯官府,若是报到京师,叫京师怎么以为?各位要是还信得过老夫,那就听老夫一言,各自回家,安生度日。朝廷从来也没要杀人的圣旨。”
毛语文一听,这最后的一句安抚得过了头,不应该讲。
果然有举子出声,“既然朝廷没有杀人的旨意,那么这四人的命又该如何算?”
“我们不能回去,要将事情闹起来,让朝廷知道!”
而就在此时,谷大用已经带着锦衣卫陆陆续续的出现在了这里,当八十多名锦衣卫和五百名东厂番子持刀出现,
诸多士子的脸色又是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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