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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5章 乾隆时代 盛世之下的成就与隐患(第1页)

一、早年经历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的早年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出生于1711年9月25日,地点据说是北京雍亲王府东书院的“如意室”,但也有一种说法是他出生于承德避暑山庄。弘历的幼名叫做“元寿”,他的生母是雍亲王胤禛的一位妾室格格,即后来的熹妃。在他出生的时候,家中已经有几位兄长不幸夭折,因此在实际排序中,弘历成为了实际上的次子。

弘历的命运在他十岁那年发生了重大转折。康熙帝在雍亲王府首次见到这个聪明伶俐的孙子时,对其表现出了极大的喜爱,并下令将他带入宫中亲自抚养,教授书课,并且带着他一同前往热河避暑山庄巡幸。这样的待遇无疑表明了康熙帝对弘历的特别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父亲胤禛在争夺储位斗争中的地位。当康熙帝在1722年去世后,胤禛即位为雍正帝,而弘历也因此成为了皇位的潜在继承人之一。

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秘密写下了一份立储密旨,明确将弘历立为继承人,并将这份密旨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的鐍匣之中。为了确保弘历能够胜任未来的重任,雍正帝在其即位后不久便开始加强对弘历的教育。除了原有的老师福敏外,雍正帝还选派了多位着名的文臣,如朱轼、徐元梦、张廷玉、嵇曾筠和蔡世远等人,来辅导弘历学习儒家经典和其他文化知识。同时,宗室中的重要人物如允禄、允禧等人也被指派教导弘历如何使用火器和骑射技巧。在雍正帝的悉心栽培下,弘历迅速成长为一位文武双全的人才。

在雍正二年底,弘历代替父亲参加了康熙帝的忌辰祭祀活动。这一举动不仅体现了雍正帝对弘历的信任,也表明了弘历已经开始承担起一些重要的公共事务。雍正五年(1727年),弘历与出身于满洲名门的富察氏结婚,居住在紫禁城的西二所。同年,由于弘时的行为不当,被削去了宗籍,这进一步减少了弘历继承皇位的竞争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雍正帝对弘历的期望越来越高。雍正八年(1730年),弘历的长子永琏出生,雍正帝亲自为其命名,寓意深远。为了进一步提升弘历的威望,雍正帝还将弘历所着的文章编成《乐善堂全集》,并让多位重要官员为其作序,以此为弘历未来的登基铺路。

雍正十一年(1733年),弘历被封为和硕宝亲王,并被赋予了处理一些重要政务的任务,如参与平定准噶尔叛乱和平定贵州苗民起义等。这些经历不仅锻炼了弘历的政治能力,也让他在朝野内外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和支持。

二、乾隆初政

乾隆帝即位之初,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政治局面和历史遗留问题。雍正帝逝世后,内侍遵照遗诏,宣布弘历即位为皇帝。1735年九月初三,弘历在太和殿正式登基,改元乾隆,开始了他的帝王生涯。乾隆帝即位后,立即着手调整前朝的一些政策,以温和的方式取代了雍正时期的严厉措施,力求建立一个更加和谐的统治环境。

乾隆帝首先致力于调整皇室内部关系,以收揽人心,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他释放了雍正帝长期监禁的政敌允禵,并恢复了他们的爵位,这一举措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皇室内部分歧。与此同时,乾隆帝还妥善处理了雍正朝留下的年羹尧、隆科多两案的问题。1737年,乾隆帝释放了因贻误军机而被判死刑的岳钟琪和傅尔丹,并赐予允禟等公爵称号,进一步稳定了朝局。

在调整皇室内部关系的同时,乾隆帝也非常注重边疆的稳定。1738年五月,张广泗成功平定了贵州苗民的叛乱。同年十月,乾隆帝的皇储永琏不幸病逝,这对乾隆帝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他仍然坚强地面对,并继续推进国家的各项事务。1739年,准噶尔部的噶尔丹策零表达了议和的意愿,乾隆帝借此机会推动了清准议和的进程。同年十二月,额驸策棱上报驻军情况,表明已做好防范准噶尔叛乱的准备。

乾隆帝还纠正了一些雍正时期实施的错误政策。例如,雍正帝时期曾推崇“祥瑞”和炼丹长生之术,乾隆帝对此持否定态度,他命令驱逐宫中僧道,并禁止呈报所谓的“祥瑞”之事。对于耗羡归公和摊丁入地政策中的失误,乾隆帝也进行了纠正,规定各地奏报垦荒田亩时必须详细核查,杜绝虚报冒领的现象,以免增加百姓负担。

乾隆帝在处理这些事务时,显示出了他作为一个成熟政治家的智慧和决断力。他不仅纠正了前任的失误,而且还继承和发展了雍正时期的一些积极政策。通过这些举措,乾隆帝成功地巩固了政权,为后续的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摒除困局

乾隆六年(1741年)是乾隆帝即位后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乾隆帝首次举行了木兰秋狝典礼,这一传统的狩猎活动并非单纯的娱乐,而是为了重振军队的纪律和士气。乾隆帝陪同崇庆皇太后前往避暑山庄,并沿途减免了所经过地区的部分赋税。这一举措不仅展示了乾隆帝对民众生活的关心,也有助于提升他在民间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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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深知军队的重要性,因此他通过恢复木兰秋狝来强化军队的纪律性和战斗力。这一决定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乾隆帝在即位初期已经解决了贵州苗疆之乱,并与准噶尔部达成和平协议,完成了雍正帝留下的未竟之业。然而,乾隆帝并未因此而放松警惕,他意识到军队中存在的贪图安逸、军备废弛等问题,因此通过木兰秋狝来整顿军纪。

在经济方面,乾隆帝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粮价上涨,导致民食困难。起初,乾隆帝试图通过禁止烧锅酿酒来抑制粮价上涨,但这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乾隆帝采取了多项措施:一是重视农业生产,二是鼓励垦荒和移民,三是提倡种植高产作物。他还仿效康熙帝的做法,普免全国钱粮,特别是在受灾地区进行临时性的蠲免。这些措施有效地缓解了粮食危机,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使国库充实,社会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乾隆十年(1745年),随着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的去世,该部陷入内乱,达瓦齐夺取了汗位。这一变化为清朝提供了介入的机会。乾隆帝果断派兵进入四川瞻对地区,镇压叛乱。从1745年九月开始,清军逐步收复失地,最终平定了叛乱。这一系列军事行动不仅巩固了清朝在西南边疆的统治,也为乾隆帝赢得了更多的声望。

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帝进行了东巡,途经曲阜,拜谒孔林,并登临泰山。这一举动既彰显了他尊儒重道的文化立场,也体现了他对传统礼仪的重视。然而,同年三月,皇后富察氏不幸去世,乾隆帝悲痛不已,追谥她为“孝贤”。

乾隆帝即位初期,辅政大臣鄂尔泰和张廷玉各自拥有强大的势力,这对乾隆帝的统治构成了潜在威胁。为了消除这一隐患,乾隆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749年,张廷玉退休时,乾隆帝虽然最初表示要给予他特殊的荣誉,但很快就因为张廷玉没有亲自谢恩而收回成命,并削去了他的爵位。1755年,乾隆帝通过制造“坚磨生诗抄案”,将鄂尔泰的亲信胡中藻和鄂昌处死,并借此机会将鄂尔泰的牌位撤出贤良祠。这些行动不仅削弱了旧臣的影响力,也加强了乾隆帝的君主专制统治。

四、戡乱边疆

乾隆帝即位初期,面临着来自边疆的多重挑战。其中最为紧迫的便是大金川的动荡局势。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在乾隆十二年(1747年)发动了对小金川的攻击,并劫持了小金川的土司泽旺及其印信。随后,莎罗奔继续扩张,进攻了革布什札和明正两土司。为了制止这种侵犯行为,乾隆帝在同年派遣了三万大军,分两路进攻大金川。然而,由于当地的地形极为险恶,加之气候恶劣,清军在战斗中遇到了极大困难,直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夏秋,依然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面对僵局,乾隆帝决定增派兵力,并任命大学士傅恒为前线指挥官。傅恒到达前线后,采纳了岳钟琪提出的深入敌后的策略。在乾隆十四年(1749年)二月,清军终于逼近了莎罗奔的老巢勒乌围,迫使莎罗奔投降。这场战役不仅平定了大金川的叛乱,也展示了乾隆帝在军事战略上的果断与智慧。

与此同时,西藏地区也出现了不稳定因素。乾隆十五年(1750年),西藏地方贵族珠尔默特那木札勒领导了一场叛乱。然而,在达赖喇嘛的领导下,与驻藏清军联合行动,迅速平定了这次叛乱。乾隆帝认识到,地方贵族的过大权力不利于西藏的稳定和中央对西藏的有效统治。于是,在平叛后,乾隆十六年(1751年),他废除了原有的藏王制度,成立了由四位噶隆组成的西藏地方政府噶厦,并制定了《西藏善后章程》,增强了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的权力。

在准噶尔地区,乾隆帝同样面临严峻挑战。准噶尔部内部因争夺汗位而发生内讧,萨喇尔、三策凌等先后率部内迁归附清朝。乾隆二十年(1755年),乾隆帝抓住时机,发兵五万直捣伊犁,进攻达瓦齐。达瓦齐措手不及,兵败被俘。然而,归降的阿睦尔撒纳因未能实现统治厄鲁特蒙古四部的野心而反叛。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清军收复伊犁,阿睦尔撒纳逃往哈萨克。清军随即展开追击,并最终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击败叛军,阿睦尔撒纳病死于逃亡途中。

平定准噶尔后,乾隆帝立即调派满汉官兵一万人南下,讨伐天山南路叛乱的大小和卓。这场战役持续到了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最终,清军攻克了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大小和卓逃往巴达克山部被杀,天山南路的叛乱被彻底平定。

五、扬威西南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乾隆帝面对沙俄在边境的挑衅,命令阿桂和车布登扎布率领军队驱逐俄军。这一行动展示了乾隆帝在处理国际关系时的强硬态度。同年十月,乾隆帝的第十五子永琰(即后来的嘉庆帝)出生,这为皇室增添了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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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年(1765年),云贵总督杨应琚报告缅甸各部落头人表示愿意归附清朝。然而,由于杨应琚身体状况不佳,乾隆帝任命杨廷璋赴永昌继续处理抵御缅军的事务。然而,清军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的底瓦江之战中失利,乾隆帝因此赐杨应琚自尽,并调整了军事部署。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乾隆帝派遣大学士傅恒赴云南负责征缅事宜。次年(1769年),又命阿桂和阿里衮协助傅恒剿灭缅军。但由于缅甸气候炎热,疾病肆虐,清军损失惨重。最终,缅甸国王孟驳请求投降,并向清朝称臣纳贡,清缅战争结束。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小金川土司与沃克什土司联合挑衅,乾隆帝命令阿尔泰劝谕小金川。同年,和亲王弘昼和大学士傅恒相继去世。而在同一时期,土尔扈特蒙古族在渥巴锡的领导下,成功脱离了俄国的控制,返回中国。乾隆帝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接见了渥巴锡一行人,封渥巴锡为汗,并授予其他成员亲王、郡王等爵位。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大金川和小金川土司索诺木朋楚克、僧格桑再次发动叛乱,攻打周边土司。乾隆帝决定再次出兵平叛,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先集中力量对付小金川。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清军转向进攻大金川。然而,负责指挥的温福表现无能,导致清军遭受重大损失。乾隆帝随即任命阿桂为定西将军,重新组织军队进行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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