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如果去的分场远的话,可能明天早上才回。”
说完,电话就放下了。
杨德良心里五味杂陈。
明天一早,不,是9点钟,但是也还算早。明天9点钟就要开会,他今天还要出去到基层检查工作?
万一赶不回来?
难道就不开会?
就算一早能赶回来,精神不疲倦?这样开会效果会好?一边打盹一边开会?
而且自己刚才打电话时,加重语气强调“同志”两个字,接电话的人真的听不出?
不会觉得有异?
这并不是下属的口吻。
难道不会握住话筒声音出口,防止说话声音传入话筒,然后再请示当事人面授机宜?
自己在省厅机关时,不也经常这样做吗?
这不是很有可能吗?
这说明什么?
说明很有可能沐山川在家,故意不接我的电话,指使家属敷衍应付我,在玩太极拳呢。
否则为什么家属明明知道我说出“同志”二字,听着有些不似下属的口吻,很有可能是同级或上级领导,为什么不失礼貌地问一下自己是谁呢?
不问,说明家属已知道我的身份,如果沐山川不在家,家属肯定会问我是谁的,并会请我留话,以便转达。
这个老狐狸!
明天会议的议题会是什么呢?
杨德良陷入了猜谜中。
第二天一早,杨德良来到了自己办公室。
他查看了一下自己近期的工作资料,然后端着保温杯,不到8点半就来到4楼的党委会议室。
今天他特地比平常早一点去,是想提前进去向其他开会的人,打听一下是开什么会。
或许其他某一位党委成员知悉内容。
只是杨德良来到会议室门口时,才发觉自己进不去。
因为门是锁着的,自己根本就没有钥匙。
等待了好一会儿,秘书唐日新才过来开门。
看到姗姗来迟的唐日新,杨德良尽量用平静的语气问道:“唐秘书,其他的领导还没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