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昶熙赴津交涉无效,乃改命李鸿章为直督,曾国藩仍回两江
任。结果还是照他的主张,议定赔偿损失及抚恤金四十六万
两,崇厚奉旨赴法道歉,天津府县官发往黑龙江效力,捕杀凶
犯多名了事。那时若不是曾国藩对清廷和洋人能有明察是非的
强硬态度,得以适当处理,恐怕八国联军之祸要早发生三十年
了。慈禧太后后来逃往西安,路过怀来县,还欷歔地说:“假
令大学士曾国藩尚在,何至受苦至于斯也!”
然而当初曾国藩的苦衷,为此案上奏,说得非常沉痛:
自古以来,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一唱百和,亦
足以荧听而挠大计。卒之事势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
不与其福,反得力持清议之名。臣每读至此,不禁痛哭流涕!
他常谓“向来办事,不执己见,亦不轻循人言,必确见利
害所在,而后舍己从之”。于此案同理,当初湘军困守南昌时,
曾国藩不听刘蓉之谏,还抽调罗泽南军入援武昌一事,均足证
其“过人之识力,在坚持定见,不为浮议所摇”(湖广总督李
瀚章语);当初移大营于祁门,也遇幕中人反对,坚持不改初
衷;及至后来剿办捻军,初主驻兵四镇,继设策扼守河防,人
笑其迂,虽一时无功,嗣李鸿章踵而行之,终收实效。王定安
谓:“天下之至巧,非至拙者不能胜。”(见湘军记平捻篇)。曾
氏最善守拙,亦出倔强个性的硬字功夫使然。
曾国藩同治九年(1870年6月)查办天津教案,因其
“偏袒外国”而受全国舆论谴责,其中的原因不可不谓之十分
复杂,难以述说;是非曲直,也不可一言蔽之。曾国藩一生的
转折点就是“天津教案”。他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一时被誉
为“时代功臣”、“盖世英雄”。而“天津教案”却使其名声一
落千丈,转眼间成了**贼,举国欲杀。
也许是“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的缘故。“天津
教案”总归使曾国藩遭到深重的打击,同治十一年(1872年3
月20日),他死于两江总督任上,年六十一岁。然而他在办理
“教案”过程中为国的苦心,却至终而被人所忽略。其情其理,
与李鸿章的历史角色多有相似之处。
当然,我们不能粉饰曾国藩对外
政策的高明,但我们必须看到
曾国藩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是有其历
史局限性的,他不可能那样彻底地
去抵抗外辱,不过,我们也看到他所
做出的诸多努力,他所以不能完成的历史使命终就不是由他的后人完成了吗?
成功语录:吾向来为事,不执己见,亦不轻循人言,必确见利守所在,而后舍己从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