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数年前,帝国敕令院颁布了最新的《公司律》,将早年太祖皇帝时期就提出的股东对商社(公司)债务承担的风险仅限于其出资额的建议变成了法律。
这使得个人和商社(公司)可以在不承担无限偿债的责任情况下进行商业活动,从而吸引社会更多投资和创业者,由此进一步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和繁荣。
“公司”二字在中国古代出现得很早。
孔子曰:“公者,数人之财;司者,运转之意。
”
庄子曰:“积弊而为高,合小而为大,合并而为公之道,是谓公司。
”
如今,在齐国,各类股份商社和私人合伙商社数量与日俱增,尤其与传统重商主义时代所不同的是,大量生产性的工业商社逐步取代传统的商业贸易商社,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导者。
正如秦国某位重臣出使考察齐国后,呈给乾元帝的奏章中所言,“齐人每有创建,皆商民合凑股份,谓之曰商社。
虽数千万金,不难克期而办。
凡修路开河,穷天究地,制造奇器,创置新埠,罔不恃此,所谓众擎易举也。
而我大秦兴建大事,辄须动用国帑,夫安得不自阻?……”
而齐国学者则对日益崛起和扩大的商业组织也持积极肯定的态度,“一个国家之发展和进步,主要是以商业组织之原理加于国事之上,因之公众事务之分工合作亦和私人生活之分工合作异途而同归,所增加之效率,使帝国的功能和效用提高。
”
在进入18世纪以来,齐国走向现代和自由的步伐明显加快。
绍宁十六年(1702年),废除《贸易进口管制律》,取消诸多进出口限制。
泰平十九年(1723年)颁布《工厂劳动法》,保障工人劳动权益。
泰平二十一年(1725年),通过《公司律》。
创立公司从一项特权和政府管制变成一种国民权利,不再需要政府的特许。
它第一次允许人们在国家和政府之外,在一定的框架之下自由自愿地组建一家企业,支持着现代公司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机制,使陌生人之间建立一种现代性的信任关系,这使公司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家族企业。
公司由特许变为自由的注册,由特权变为平等的权利,与之相随的是由垄断到竞争,由封闭到开放的市场的形成。
自由竞争与自由贸易大大解放了生产力,齐国由此真正成为引领世界经济的火车头。
在齐国境内,永安(即巴达维亚)因为是原荷属殖民地总部的缘故,故而拥有大量的欧裔居民。
而建业,则因为作为齐国最早、也是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吸引了全世界各地的移民纷至沓来,从而存在数量不少的外国人面孔。
废黜的南洋土邦王公,腰缠万贯的印度土王,充满异域风情的波斯舞姬,失势避难的奥斯曼权贵,还有无数怀揣发财梦想的欧洲冒险家……,形形色色,各种移民汇集于此。
大街小巷人来人往,耳边不时传来各种语言。
一位来自秦国的老板,在街角开了一家餐馆,口味独特,食客络绎不绝。
一个来自波斯的舞者,在广场表演热舞,吸引了不少观众。
在这个城市,肤色、语言、宗教不同,但他们彼此接纳,相互融合,创造出多元而繁荣的文化。
范阿贵现在已经对这些“红毛绿眼”的夷人不再感到惊异和稀奇了,看的多了,也就那样。
听范兴保说,别看有些夷人一个个穿得人五人六、衣冠楚楚,在齐国境内也没啥政治地位的,在政府和军队中也很难有大的发展前途。
他们也就是在商业领域,或者科学研究领域有那么一些出挑的人物,受到政府的些许重视。
这齐国,终究还是咱们华夏民族的国度。
“这是哪里?”范阿贵抬头看着眼前又是一栋高高的大楼,不由好奇地问道。
“建业证券交易所。
”
范兴保仰头看了一眼大楼,脸上立时露出一丝狂热的表情,“你们知道吗?这里每天产生的交易额都是数十上百万元,绝对是咱们齐国最有钱的地方。
”
“啥是证券?……啥是交易所?”范阿贵愣愣地问道:“每天交易数十上百万元,莫不是大钱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