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达遂奏请在城西武邑库隙地增盖狱房。
不过鉴于逯杲得罪武官被杀的教训,门达不纠察武官,而专门针对文官,文官稍微犯事,如被侦知,即遭重惩,连重臣李贤及朱祁镇的恩人袁彬都曾被门达的诬告。
天顺七年(1463年)九月,朝野对锦衣卫作威作福的不满到达极点,门达在自承管束不严之罪,朱祁镇赦免了他。
朱祁镇的祖父明仁宗曾试图还都南京,因此将南京诸衙门定为中央机构,北京诸衙门皆冠以行在二字,寓意北京只是皇帝临时所在的地方,迟早要迁回南京。
不过他还没来得及回到南京就去世了,宣宗却并未改变这种做法。
直到正统六年(1441年)八月十三日,宁波知府郑珞上疏请将北京由行在升为京师,虽然被礼部尚书胡濙以不可轻改太宗(朱棣)所定为由否决。
但到了十一月初一日,朱祁镇正式下令去掉北京诸衙门的行在二字,南京诸衙门一律加上南京二字,正式确立了北京为京师、南京为陪都的地位。
天顺二年(1458年),朱祁镇规定每年霜降后,三法司同众官会审重囚,由此确立了朝审制度。
天顺年间,朱祁镇在皇室内部做了一些被称为“善政”的事。
天顺元年(1457年)十月二十六日,他下令释放了被拘禁五十余年的“建庶人”朱文圭(建文帝幼子),让他居住在凤阳,每月提供廪饩。
在生母孙太后死后,他恢复了被无故废黜的父亲原配胡善祥的皇后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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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前又废除嫔妃殉葬的祖制,这些举动被后世评为“盛德之事,可法后世”。
朱祁镇在位时,因失去土地而流离失所的流民成为明朝一大社会痼疾。
朱祁镇登极诏就要求流民复业,蠲免亏欠税粮,免其差徭二年,已啸聚山林者赦免其罪,同时禁止隐占人口田地。
这表明明廷对流民采取了缓和的政策。
正统六年(1441年),朱祁镇大赦天下,其中对流民则作了更大的让步。
除赦免并免拖欠钱粮外,更延长免除杂泛差役期为三年,同时规定“私借债负”亦可在复业三年之后“酬还原本,不许加利”,对“离乡年久,产业已成”不愿回乡的流民,允许在所在地报官附籍,而且有权分得当地的撂荒田地。
天顺年间,他对流民依然以“抚”为主,并没有像成化年间那样采取强硬的驱逐、押解、勒令返籍的对策,因此社会矛盾不致激化。
朱祁镇在位时,逐渐确立了明代军事体制中“以文制武”的原则,出征、边防等军务的主导权均逐渐从武臣转移到文臣。
正统二年(1437年)正月,鉴于鞑靼阿台汗屡次骚扰甘肃,朱祁镇派文臣王骥处理甘肃边务,抵御鞑靼。
有人认为此事应由总兵官(武臣)负责,朱祁镇不听。
正统五年(1440年)十一月,议出兵麓川,张辅等建议仍沿用武臣挂帅、文臣参赞的祖制,但朱祁镇最后还是以王骥总督军务。
王骥由此成为明代第一位正式受命专征、全权负责的文臣。
正统七年(1442年)十一月,因辽东边备废弛导致蒙古、女真侵犯,朱祁镇命王翱提督辽东军务。
正统八年(1443年)九月,朱祁镇命监察御史李纯巡抚辽东,专门整理屯田之事。
天顺二年(1458年),升陕西布政司左布政使芮钊、山西布政司右布政使陈翌、山东布政司右布政使王宇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分别巡抚甘肃、宁夏、宣府。
至此,朱祁镇之前仅限于内地的巡抚制度也推广到边地,并成为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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