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情,作为大明臣子的杨振,若是当面向崇祯皇帝提出来了,那是不恰当,不合适的。
比如说让新收复的复州、金州和旅顺口等地,摆脱登莱巡抚的节制,甚至摆脱蓟辽总督的节制,然后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直接听命于崇祯皇帝,或者直接隶属兵部指挥的军事防区,这样的事情,若是杨振提出来,那肯定是不合适的。
崇祯皇帝一旦不同意,杨振在辽东半岛南端的布局,就将立刻陷入困局。
因为他一旦自己当面向崇祯皇帝提出来了,那他与蓟辽总督洪承畴,或者登莱巡抚徐人龙的关系,可就无法挽回了。
但是,这个事情若是由张若麟,或者陈新甲这样的人物提出来,却又显得十分顺利成章。
就算崇祯皇帝最后不同意,洪承畴和徐人龙两个肯定不能因此而怪罪杨振,至少在明面他们不能因此而归罪杨振。
这样一来,即使此事不成,杨振与未来的官洪承畴和徐人龙之间,也不至于没有了转圜的余地。
这一路,杨振换着法儿地向兵部职方司郎中张若麟兜售自己的想法,并且反复地向他灌输起减少朝廷兵部与杨振本人之间指挥层级的好处。
“张大人熟知兵法谋略,加身在庙堂之,一向站得高看得远,不会不知辽南之地正位于东虏腹心之下,如今虽然被我拿下,可战局瞬息万变,若前线有警讯,我部先渡海赴登莱,或者渡海赴宁远,然后从宁远或者登莱,再呈报警讯至京师,一来一回,正不知耽误了多少功夫!”
杨振在张若麟的面前,倒也并不遮遮掩掩,而是十分坦诚。
事实,他所说的每一桩,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下下之间的各种相互制约造成的内耗就太严重了。
在国泰民安的时候,文武之间下左右的制约制衡,当然是十分必要的,可是到了战争年代,再这么制约制衡下去,什么事情也不用干了。
杨振说完了这些话,便去看张若麟,他见张若麟若有所思地不住点头,看起来对他的话十分认可,方才又接着说道:
“最紧要的是,辽南军情转手宁远之后,或者转手登莱之后,就算送达了京师,还要经过通政司,经过司礼监,甚至是圣之手,再转发到陈本兵、张大人的手中,尔后由兵部诸公商讨对策,最后再呈送入宫请旨。大人你想,经过了这么几个来回下来,等到朝廷有了旨意,辽南形势恐怕早已经事过境迁了啊!”
说到这里,杨振见张若麟勒马止步,面色凝重,于是又加了一把劲儿:“当年东江,何以败亡?张大人身为职方郎中,乃是圣与陈本兵身边倚重的智囊,岂能不知?既知,又岂能不知会圣?”
“这个,先前本官对此,倒是不觉得什么,但是经汉卿你这么一说,方才晓得此事竟然紧要至此。辽南收复之后,东虏必不会坐视不理,从此关宁松锦或可稍稍轻松,而金复旅顺,则顿成东虏腹心之患。”
张若麟喜好谈论军事,虽然多是纸谈兵,可是也并非完完全全的草包,至少在兵法谋略面,还有一定的理论造诣,要不然的话,怎么可能成为陈新甲背后的谋主,怎么可能忽悠得了多疑的崇祯皇帝呢。
当下,张若麟听了杨振的话,先是点着头承认杨振在辽南的形势并不乐观,很可能会取代辽西松锦关宁防线,成为东虏接下来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目标,尔后又接着说道:
“即使你不说此事,本官也正要提醒你好生警惕防范。而你方才所说,也确有道理,今后辽南之地,军情警讯必不会少,若是这么来来回回,恐怕的确是要耗费不少宝贵的时间啊!只是,若依你之见,该当如何是好?”
张若麟虽然已经认识到杨振说的有道理,可是一时间他也想不出好的解决办法。
对他来说,边镇领军之将,归属地方督抚节制,这是大明朝的惯例,历来就是如此,除此之外,还能怎样呢?
“张大人,若是以我之见,莫若以辽海辽南等地以及前东江旧地直属圣,也就是由兵部直管,辽南若有警讯,可直报京师,直呈兵部,如此以来,圣旨意朝发夕至,兵部号令如臂使指,岂不更好?!”
“直属圣?如今天下事不正是由圣统摄着么?辽南由兵部直管?现在天下兵马,各边镇边军,不早就皆是由兵部管着么?”
张若麟听了杨振所说的话,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只勒马驻足,转身看着几乎与他策马并行的杨振,脸带着似笑非笑的笑容反问着。
杨振见他如此,却也不多解释,而是跟着呵呵一笑,随即反问张若麟道:“是么?既然如此,那又何必叫杨阁部亲赴荆襄督战剿贼?”
杨振所说的杨阁部,指的正是一任的兵部尚书杨嗣昌。
如果朝廷兵部能够如臂使指一样指挥得动天下兵马,那也就不需要杨嗣昌亲自跑到湖广,跑到襄阳,去坐镇督战去了。
别人或许不清楚这其中的缘由,但是身为兵部职方郎中的张若麟又岂会不知?
方才他已经尽知杨振的意思,之所以那么说,不过是不愿意完全彻底扯下朝廷和兵部对天下各镇兵马甚至对那些手握兵马的地方督抚无能为力的遮羞布罢了。
却说杨振说完了这话,眼见承天门已经在望,当即一夹马腹,哒哒前,很快跟了礼部在前引导的官员仪仗队伍。
而此时的承天门外,已经云集了许多身着吉服的朝廷官员。
还有大批红衣红袍的锦衣卫大汉将军们,手持各式各样的旗牌仪仗,气象森严地林立在承天门下以及承天门前的道路两侧。